 放大圖片
■2007年，央行研究局稱正研討《放貸人條例》。 資料圖片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吳英案帶來的啟示是「使民間借貸有明確的法律保障」。不過，本報記者近日從權威渠道獲悉，《放貸人條例》仍未列入今年國務院立法工作的一檔項目，意味著儘管其2009年被列入國務院立法計劃的二檔項目，但要在今年內出台須走「快速通道」。專家指出，民間融資今非昔比，發展趨勢迅猛，規模巨大，宜堵疏結合，推出綜合管理等試點措施，以引導民間融資「陽光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 北京報道
浙江省金融法學會會長李有星表示，「用歷史的眼光看，我們身處一個民間金融急速膨脹，而監管追趕不及的時代。這是吳英案成為法治事件的制度背景。」知情人士向本報透露，事實上，決策層2007年起正式啟動討論，多次展開調研，希望適時推出《放貸人條例》，給予民間借貸合法定位，引導其規範化發展，防範和降低金融風險。可是，醞釀多年的法案草案未獲得一致認可，至今「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去年以來，由於銀行信貸整體緊縮，中小企業融資趨緊，民間借貸「風生水起」，其潛藏的風險也迅速積聚。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向本報指出，民間金融因其信息優勢、有效的償付促進機制、較靈活的利率結構和貸款期限結構、較快的融資速度和較低的運營成本，獲得了內在的生存合理性，但也隱含著巨大風險。民間金融組織往往對借款者實行高利貸，不僅加重了借款者的還款負擔，也容易導致嚴重的企業生存危機和社會危機。
她表示，區域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大多與地區性的投機資本過度膨脹、地下融資以及非法借貸盛行有關，從而導致區域性的金融恐慌、資金鏈條的迅速斷裂、企業融資渠道堵塞等經濟問題出現。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指出，民間借貸的區域性差別，決定了中央層面的統一監管難度較大。
借貸因地而異統一監管難
去年，浙江溫州的「全民借貸」引起中央高度關注，而江蘇、福建、河南、內蒙古等省區的民間借貸亦有後來居上之勢。郭田勇表示，民間借貸的區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強，不同地區的民間借貸，在資金供求、借貸鏈條、經濟基礎甚至發展模式等大相逕庭。
他說，民間借貸的區域性差別，決定了中央層面的統一監管難度較大。而民間借貸一旦出現問題，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也具有區域性。一旦出現危機，若波及工商企業會影響實體經濟，波及銀行會觸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波及普通家庭可能構成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此外，積極引導和依法規範民間借貸，也有助於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執行。民間借貸由於自發性、逐利性和信息滯後性，很容易進入國家限制或禁止的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也容易引起新的金融風險。
《條例》未列年內立法項目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表示，像吳英非法集資，時間上處於事後監管，地方政府也很無奈，沒有法律可依，只好事後打壓。這是法律的真空、法律的缺乏造成的。
專家指出，民間借貸並非「洪水猛獸」，應盡早堵擋健全法律空白，以政策疏導管理。在現有法律體系中，針對民間融資的法規建設有待完善。孫祁祥表示，《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法律法規，構築了民間借貸合法存在與發展的法律基礎和制度環境，但當前民間金融需要一個較完善的立法。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前提下，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之間有自由借貸的權利。只要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民間借貸關係都受法律保護。如果違約，可以協商，也可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解決。
據透露，在今年國務院立法工作的整體部署中，被寄予厚望的《放貸人條例》未在一檔立法項目之列。2009年國務院制定立法工作計劃時，曾將《放貸人條例》列入「需要抓緊研究、待條件成熟時提出」的項目中。按慣例，國務院立法計劃分為3檔，將在力爭當年內完成一檔項目，抓緊做好二檔項目，兼顧三檔項目。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