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庶
中央領導人提出了「大團結」的呼聲後，梁振英和建制派的和解工作取得了可喜發展，和工商界的和解工作也出現了新局面。出現這個來之不易的局面，是建基於雙方擁護《基本法》和建設「一國兩制」的意願，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意願，因此「大團結」有強大的政治基礎。不過，激進反對派由於政治立場關係，今後還會撕破臉皮，從事激進鬥爭，否定「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道不同不相為謀，激進反對派今後只有對抗，不會參加和解。
鄧小平談到了愛國者的標準，並不是以意識形態進行劃界，而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國家主權、不做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作為愛國者的標準。所以，「大團結」需要有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否則，「大團結」就很難實現。或者說，對一些長期以來反對「一國兩制」的人，反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人，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人，大開綠燈，實際上就是否定了「一國兩制」，否定了愛國者的界限，最後是衝擊了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了七百萬香港市民的利益，造成了「一國兩制」事業的巨大損失。
激進反對派製造對抗挑動矛盾
目前，香港有三個政黨：包括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會民主連線，他們從本質上是違反鄧小平所談到的愛國者三條標準的。梁家傑在2002年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時就拋出香港「民族自決」論、「高度自決」論，叫嚷要特區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性」。
他們過去的表現和政治宣言，說明這些政治力量不會認同在愛國者基礎上實現「大團結」，他們今後還會撕破臉皮，從事激進鬥爭，否定「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這一類人根本不應該列入是愛國同胞團結的對象，因為他們一直在向外國交心獻媚、不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擁護《基本法》，他們從來沒有放棄依靠外國勢力，在香港製造動盪的野心。
俗話說，「樹欲靜而風不息」。外國勢力不期望香港出現太平盛世，美國總領事館不斷接觸反對派，在中國人內部製造分裂，製造對抗。因此，在香港談論「大團結」、「大和解」，一定要了解外國勢力的意圖。「維基解密」那一千多封電郵，以及Foxy文件揭露了黎智英一方面掌握了傳媒公器，以手上的報章作反對派的輿論工具；另方面通過巨額政治獻金來操縱反對派，公民黨就是因為緊跟黎智英的「反中亂港」路線，所獲捐款逐年上升。
公民黨一早就主張在香港搞「港獨」，並且得到了和美國關係非比尋常的李柱銘的指導和扶持，甘願與社民連一笑泯恩仇，共同發動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在財政預算案一役故意設下陷阱全面狙擊政府；然後借用東涌老婆婆和外傭人頭挑起了港珠澳大橋及外傭居港權兩宗禍港官司，公民黨的立場路線與《蘋果日報》完全相同，一直反對香港的「大團結」、「大和解」，煽動社群分裂。看看他們的過去，看到了他們和美國勢力在密室的對話，看到了他們接受黎智英指揮的惡劣紀錄，在這些事實面前，如果仍然說他們和外國勢力沒有關係，那實在太善忘了。
緊跟「反中亂港」路線 難以和解
對於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香港營」，倡導「大和解」，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立即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聲稱「現階段看不到公民黨與梁振英有合作空間」。為什麼沒有合作的空間？因為梁振英提出只會有一個香港營，七百萬人齊心一致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梁家傑等的目標卻是製造分裂和矛盾，破壞香港的經濟發展，反對兩地經濟融合。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他們不會合作。
既然沒有「合作空間」，緊接著，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4月23日反對派跟梁振英會面時，只有兩個議題，分別是提出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及降低普選門檻。他們其實對這兩個問題早有立場，就是反對按照《基本法》有關規定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他們要找尋借口挑戰梁振英，製造對抗，不斷舉行遊行示威。
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會民主連線，對新當選的行政長官肆意攻擊污衊，參與民陣組織的「四一遊行」。梁家傑本人發表了題為《大和解VS大河蟹》一文，指「民主派在毫無互信基礎上與中央和梁振英談和解，那不是政治博弈，而是必輸的賭博」。他甚至「忠告」，「如想和解，請『先讓中聯辦離場，確立真普選』」。中聯辦代表中央政府，擔負中央交辦的任務，負責溝通香港各界，負責溝通和聯絡兩地的經濟文化體育科研合作，公民黨提出的「離場」，其實就是否定「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和前提，把香港變成獨立實體，搞香港獨立和高度自決，對抗中央，鼓勵青年人上街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選舉制度，製造事端攻擊中聯辦。
上述種種表現，說明激進反對派今後只有對抗，不會參加和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