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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於古代社會的門第之見，是否也存在於現代社會呢？ 網上圖片
龔敏迪
多次聽人錯將古建築的抱鼓石與門簪指稱之為「門當」與「戶對」。按照古建築學家劉敦楨在《河南省北部古建築調查記》的考查，門簪一般都是一到二對，它和抱鼓石一樣，都不能表示門第的高下。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群望》說：「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屏棄不齒，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所謂「書香門第」，是在東漢末年的動亂以後，那些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的家族，為社會所仰望，成為政治、經濟上的特權階級。而凡門第必有家學，無家學即不成其為門第。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也可以算是一種選舉制度，但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於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就漸漸成了定局。到了魏晉南時期，出現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情況，皇帝也必須依靠他們的支持。
唐柳芳《氏族論》說：「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這些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自視甚高，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梁武帝時，侯景上表要求娶王、謝大族之女為妻。梁武帝問書說：「王謝高門，非君之偶，可斟酌朱異、張綰以下諸大族的女兒。」氣得侯景發狠說：「待我得志，必將吳境子女全部配給兵士當奴僕！」王珣娶的是謝萬之女；王珉娶謝安之女；王僧達娶謝景仁之女，這就叫門當戶對。
《氏族論》說：僑姓以王、謝、袁、蕭為大；吳姓以姚、王為大；山東郡姓以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郡姓以杜、韋、裴、柳、薛、楊；代北虜姓則竇、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僑姓、吳姓、兩個郡姓加虜姓合稱四姓，「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選。」以前大家都重視修家譜，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北魏又有新發展，《夢溪筆談》說：「印度有種姓制度，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國」，後魏佛教大盛，所以也想借鑒印度的這個制度。隴西李氏自認為是大姓，聽到這個風聲，恐怕入不了高門，於是星夜乘明駝，急速趕到洛陽。可惜「四姓已定」，所以被人戲稱為「駝李」。與印度不同的是：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就像強盜分贓一樣。但畢竟和印度國情不同，他們相互間也不容易買賬，於是又「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為甲族」。最後越來越多，「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
門第觀念一直影響到了後世，《西廂記》中，老夫人也因為「雖然不是門當戶對，也強如陷於賊中。」所以願意：「兩廊不問僧俗，如退得賊兵的，便將鶯鶯與他為妻。」在老夫人眼中，這自然是門不當戶不對的權宜之計。只不過這種做法，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南朝梁沈約的《奏彈王源》中說：東海王源將女兒嫁給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現在兩家聯姻「士庶莫辨」竟然成了「實駭物聽」的嚴重事件了。
唐朝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也因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最後以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並稱「五姓七族」，宰相的李義府因不屬「五姓七族」，要為他兒子向河東崔氏求婚時，也遭到了拒絕。
柳宗元出身於河東柳氏，所以稱「柳河東」。杜甫從他曾祖父起，就由襄陽遷居河南鞏縣，卻自號「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是因為關中郡姓杜首；韓愈是河內河陽人，卻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也因為昌黎韓氏門第比較高，他們都不能免俗。門第高了，不管它是否已經腐朽、老化了，多少還是可以自以為了不起的。蘇東坡遇上怕老婆的陳造，寫了一首詩譏笑他：「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陳造的夫人，就出自河東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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