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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沙飛的女兒王雁在沙飛攝影展上觀看父親年輕時的照片。 新華社照片
攝影不僅僅是歷史的客觀記錄，它更深刻的寓意應該是——為所攝之景象立傳，為所攝之景象傳神。徜徉在「沙飛百年——紀念沙飛誕辰百周年攝影作品捐贈展」現場，一幅壯闊恢宏的歷史畫卷在有限的空間中鋪陳開來。
在15年的攝影生涯中，沙飛用相機記錄下一個又一個精彩的歷史瞬間。從魯迅與青年木刻家圍坐暢談，到八路軍在長城上英勇抗敵；從日寇大掃蕩燒毀的村莊，到在戰爭中成長的小戰士，這些圖片帶給人們強烈的視覺衝擊和心靈震撼。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
沙飛是一位極富思想的攝影家，他所拍攝的作品不僅具有美的元素，而且具有極其深刻的寓意。展廳一隅有一張攝於1938年，題為《守衛在古長城上的八路軍戰士》的照片。兩位戰士匍匐在古長城上，背景是雄偉壯闊的萬里長城，表述了人民解放軍是中華民族的鋼鐵長城這一象徵意義。
沙飛的照片我們並不陌生，有的是歷史教課書上的插圖，有的成為電視人物訪談中的歷史記錄圖片。但很多人不知道這些照片出自何人之手，今天，讓我們撥開厚重的歷史煙雲，揭示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
尋找 攝影是人生目標
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在拍攝魯迅之前，沙飛的人生目標是凌亂的，他做過報務，也曾夢想著去拍電影或是當文學家。成功拍攝魯迅，使他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也點燃了他從事攝影的激情。這條攝影之路的開端並不平坦，用沙飛自己的話說，他經歷了生活的壓迫、妻子的威脅和商人的利誘。
沙飛成名之後，曾有商人找他，希望和他共同經營照相館，這種純粹的商業行為被沙飛拒絕了。沙飛在《我的履歷》中寫道：「這時候適值那商人又來利誘。但當時我因缺乏修養，只憑高度之憎恨，遂當面給了那商人一個無情的耳光。」挨打的商人懷恨在心，揚言拍攝魯迅的沙飛是赤色分子，要向公安局舉報。沙飛無奈之下離開廣州，隻身奔赴廣西。
1937年的廣西抗日氛圍濃重，沙飛在這裡結識了陳望道、馬宗融、千家駒等愛國人士，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沙飛意識到，由於中國有很多百姓都不識字，通過文字進行抗日宣傳往往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為了使更多民眾了解抗日的重要性並激發其愛國熱情，沙飛萌生了用攝影為抗日救亡運動服務的想法。
崢嶸 帶著相機赴戰場
如果說拍攝魯迅是沙飛攝影事業的起點，戰地攝影無疑是沙飛攝影生涯中最絢麗的樂章。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沙飛深知，只有親臨戰爭第一線，他所拍攝到的素材才富有感染力。在華北抗日戰場上，這粒自由的沙在槍林彈雨中飛舞，用相機記錄著歷史的一個個瞬間。
1937年12月，沙飛在河北省阜平縣正式加入八路軍，他作為隨軍記者多次到基層部隊採訪。據原晉察冀軍區騎兵團團長李鐘奇將軍回憶，沙飛的槍戰鏡頭是不可多見的，他拍的真實鏡頭是別人沒有的，是冒著極端生命危險的。1937年平型關戰役後，三區還沒有掛上牌子，沙飛就已經來到前線。從戰場回來脫下棉衣後，沙飛才發現棉襖右邊有三個被敵人子彈射破的洞。
百團大戰的槍聲響起，沙飛和其他戰士一起冒著戰火硝煙衝向前線，與其他戰士不同的是，他手裡的武器是一部照相機。一名跑在沙飛前面的戰士中彈，沙飛按下快門，拍攝了這位戰士中彈倒地的過程。作為戰地記者，沙飛在槍林彈雨中完成了自己的拍攝任務。
1942年5月1日，以沙飛、羅廣達為主要負責人的晉察冀畫報社正式成立。聶榮臻將軍在《晉察冀畫報》創刊號題詞中寫道：「五年來的抗戰，晉察冀人民究竟做了甚麼？一切活生生的事實都顯露在這小小的畫刊裡。它告訴了全國同胞，他們在敵後是如何堅決英勇保衛著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告訴了全世界的正義人士。他們正在艱難困苦中抵抗著日本強盜。」
畫報在遍地烽火、四處硝煙的神州大地被廣泛傳頌，激勵了炎黃兒女、仁人志士心中抗日救國的熱潮。
隕落 罹患殺身之禍
將鏡頭倒轉至1950年3月4日，這是一個風雨如晦的清晨，陰霾的天空成為妝點刑場的幕布，似乎連老天都不忍看到這位年僅38歲的藝術家中年夭折。
行刑前，沙飛提出四點要求：刮鬍子、換上夫人織的毛襪子、立牌碑、執行時不下跪，因為他是共產黨員。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沙飛那天穿著整整齊齊不戴胸章的軍裝，很精神也很帥氣，他臉色蒼白，但沒有任何恐懼的表情，平靜的目光流水般地掃視台下一張張熟悉的面孔，用視死如歸形容臨刑前的沙飛也不為過。
這一切都源於沙飛槍殺了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日本籍醫生津澤勝。1948年，患上了肺結核的沙飛住進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住院期間，他常和周圍的人提起，自己要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這種異常的舉動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特殊關注。
1949年12月15日，看似如常的沙飛要求津澤勝到他的病房中來一趟。津澤勝為沙飛開了兩種藥，並叮囑沙飛不要吃其他的藥，之後便轉身向門外走去。此時沙飛迅速舉槍從後面擊中津澤勝的胳膊，津澤勝倒地後沙飛追上前又補上一槍，打中津澤勝的頭部。幾天後津澤勝因搶救無效與世長辭。
平反 冤案重見天日
這段歷史已被塵封多年。1979年，沙飛的女兒王笑利和王雁姐妹在京接待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陳淑芬，言談中陳淑芬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很多人現在都在搞平反，並建議他們為父親沙飛平反。就是這句話，開啟了沙飛家人為其平反之門。
為了替沙飛平反，沙飛的家人先後走訪了李樺、黃新波等一些沙飛的故友，又到當年的出事地點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詢問沙飛槍殺津澤勝之前的精神狀況。他們了解到，沙飛在住院期間表現孤僻，很少與人說話，常因一些瑣事發脾氣。在津澤勝為其治療的過程中，沙飛懷疑津澤勝有蓄意謀害的意圖，這是精神病其中一種「懷疑症」的典型表現。在掌握了這些情況之後，沙飛的家屬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最高軍事法院遞交了申訴書。
北京軍區軍事法院院長曲華明在看了申訴書後表示，沙飛當時確實患了精神病。曲院長要求沙飛的大女兒王笑利用鋼筆抄錄一份申訴書送上，並表示在三個月內結束這個案子。
一切似乎都向好的方面發展。正當家人沉浸在喜悅和欣慰中時，沙飛平反因「日本教科書事件」而陷入僵局。沙飛的女兒王笑利在1983年7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挫折、不順利、打擊，我已經從爸爸平反一事，從許多人的態度中體會到了，有時真使人受不了，想甩手消沉下去，但責任心又不允許，還要打起精神，勉強自己，繼續努力。」
形勢轉變之後，沙飛的老朋友肖軍曾鼓勵王笑利，要她堅持到底。建議她多給負責法制的彭真和紀檢的陳雲寫信。一次引不起重視，一定要多寫，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幾經波折，1986年5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軍事法院判決，沙飛槍殺津澤勝是在患上精神病的情況下作案的，其行為不能自控，不應負刑事責任。原判認定沙飛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政治上極端落後，並以「蓄意謀害」判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
這件冤案，在沙飛蒙冤36年後終於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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