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子珍
民主黨中委馮煒光應徵副局長,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其實都涉及到民主黨乃至反對派政黨成員參與建制的問題。但民主黨對馮煒光和羅致光參與建制,明顯採取了不同態度,前者被迫退黨,後者卻被黨內視為理所當然,這顯然是雙重標準、自相矛盾。事實上,外國反對黨成員入閣,組成有多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即使不是組成聯合政府,反對派成員參與政府,也並非少見。政府與反對黨之間互動的包容與開放,有助於政黨政治良性發展。民主黨以「逢政府必反」、與政府勢不兩立為定位,以至禁止黨員加入政府,是一種非理性的政治定位。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6月19日公布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的7人名單,他本人將親自領軍出任主席,小組兩名官方成員由新任政務司司長和勞福局局長出任,另外4名非官方成員包括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等。羅致光認為舊的扶貧委員會忽視檢討現存的政策,例如綜援等,期望新的扶貧委員會,以更宏觀的角度扶貧。至於將來委員會的成員組成,羅致光認為應該來自各個界別,包括經濟學者、醫療、商界和基層人士等。他相信,由梁振英親自統籌,能有效協調各部門,成效會更大。
民主黨對馮煒光和羅致光採取不同態度
民主黨中委馮煒光應徵副局長,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其實都涉及到民主黨乃至反對派政黨成員參與建制的問題。須知,特區政府建制除了政治任命官員(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層、行政會議一層,還有400多個諮詢機構、委員會和法定組織等公職。羅致光加入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公職。在某種意義上,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但民主黨對馮煒光和羅致光參與建制,明顯採取了不同態度,前者被迫退黨,後者卻被黨內視為理所當然,這顯然是雙重標準、自相矛盾。
與馮煒光類似參與建制被迫退黨的另一個例子是張炳良。他1994年以主席身份帶領匯點,與李柱銘為首的港同盟合併為民主黨。民主黨組成後一直出現路線分歧,溫和派的張炳良與激進的少壯派不咬弦,1998年張炳良被實權派拉下馬,從此淡出黨務。2004年張炳良被迫退黨,才可以擔任消費者委員會主席。張炳良退黨後又成立政治組織「新力量網絡」,此後加入行政會議。
羅致光參與的建制職位不止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成員,他還是「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致光參與建制而波瀾不驚的也不乏類似例子,因為民主黨成員參與官方法定組織,早有先例。例如,李永達和李華明便曾經做過房委會委員,參與政府制訂公營房屋政策。而羅致光、李永達和李華明都未因此退黨。民主黨高層指馮煒光應徵副局長令民主黨感到尷尬,但羅致光、李永達和李華明參與建制,民主黨怎麼又不感到尷尬呢?
暴露反對派政黨的狹隘性與封閉性
新政府一些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引來各政黨成員參與面試,其中不少更是反對派的中堅分子,除了馮煒光應徵副局長外,民主黨4名年輕黨員報名當政治助理,社民連也有6名年輕黨員申請政治助理,公民黨黨員蔡海偉亦應徵副局長。馮煒光等因為政黨背景而被標籤、被批評為「叛黨」,「賣黨求榮」,被黨高層強烈譴責和反對,暴露民主黨的狹隘性與封閉性,這只會令黨員的參政渠道大幅收窄,或起到「為叢驅雀、為淵驅魚」的反效果,促使黨員不惜被革出黨籍也要努力加入政府尋求發展。
上世紀90年代,民主黨迅速發展,當時確有不少社會精英(包括匯點)投身其中。然而香港回歸後,民主黨難以擺脫「逢政府必反」的路線,加上第二梯隊苦無出路,黨員隊伍不斷萎縮。
監督與制衡政府並非與政府勢不兩立
梁振英對於有政黨不讓黨員申請做政治助理和副局長表示失望,指新政府是唯才是用,選拔人才不論政黨背景,今次抱著開放態度,希望有志之士都能貢獻力量為社會服務。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聲稱,梁振英缺乏政黨政治常識,民主黨與政府理念不一致,不容許黨員申請政府職位是理所當然云云。何俊仁的話,顯示他對政黨政治的理解是狹隘和封閉的。
理論上,一般區別政黨的政治責任時,多半會以其角色做劃分,執政黨(ruling party)毋庸置疑應負政策成敗之責,反對黨(opposition)則應扮演監督與制衡角色。但事實上,外國反對黨成員入閣,組成有多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即使不是組成聯合政府,反對派成員參與政府,也並非少見。這種政黨政治的特徵,包括了政府與反對黨之間互動的包容與開放,有助於政黨政治良性發展。要指出的是,本港並無執政黨。民主黨可以扮演監督與制衡政府的角色,但以「逢政府必反」、與政府勢不兩立為定位,以至禁止黨員加入政府,只會自我封殺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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