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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庶
馮煒光被冠上「賣黨求榮」的莫須有罪名，正好說明了民主黨是一個「不民主黨」，黨的領導專橫跋扈，沒有考慮民主黨的公開形象和對選民的承諾。一個有志於參政的政黨，當然要遵從憲制，與政府有必要的合作，通過參與建制的機會讓黨員有機會從事公職，增長參政能力和經驗。現在，民主黨在「不合作、不參與、不妥協」的路線下，第二梯隊黨員的出路越來越窄，看不到從政前景。「賣黨求榮」的莫須有罪名，說明了民主黨第二梯隊缺乏出路的困局，也反映了民主黨走入了死胡同。
民主黨高層對於原中常委馮煒光應聘新一屆政府的副局長職位，採取了封殺的立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給馮煒光套上了「賣黨求榮」的嚴重罪名，企圖置之死地而後快。既然是開列了罪名，民主黨就應該「民主」一些，解釋一下馮煒光出賣了民主黨什麼，是出賣了民主黨的機密？出賣了自己的黨員，洩露了他們的穩私？還是出賣了民主黨的資產，自己貪污自肥？
服務社會怎會是出賣民主黨
兩年前，民主黨參加了政改方案協商，最終投票支持方案，同樣受到了激進反對派的攻擊，說民主黨出賣了「民主」。激進反對派無視政改方案推動了香港民主的進步，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在民主黨的頭上。當時民主黨元老司徒華立即予以反擊，指出批評民主黨出賣民主者「沒有政治智慧」，他質問：「出賣？賣了多少錢，請他說出來，賣了什麼？」有激進反對派成員在旁高呼：「出賣了我們！」司徒華即反問：「賣了你？賣了多少錢？你是豬還是狗？可以賣的嗎？」
用司徒華這句話來回應李永達的「出賣論」，一樣是非常有現實性。
既然當年民主黨可以走進中聯辦進行溝通，可以共同商議推動香港民主的方案，當時並不算「出賣」。為什麼民主黨的資深黨員、中常委，希望參加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工作，為香港人服務，為改善經濟和民生服務，卻變成了「出賣民主黨」？道理在什麼地方？民主黨不是說要改善民生麼？民主黨不是說也要搞政策研究，不是也要走向執政之路嗎？為什麼民主黨黨員要履行從政為香港市民服務的心願，參加公職，也成為出賣了民主黨呢？
參加政黨的人，第一個心願就是參與公職，服務社會。如果說，為香港人服務，改善民生，改善經濟，就等於出賣了民主黨的宗旨，那麼民主黨就等於是站到了香港人的對立面。
馮煒光和民主黨領導層最大的分歧就是：怎樣看待梁振英？怎樣看待梁振英的施政？梁振英的改善經濟和民生的施政綱領香港人都家喻戶曉，他認為制訂政策必須進入基層聽取意見，所以才聘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擔任這個公職，就是幫助香港的基層群眾反映意見，讓政府的政策制定更加科學，更能卓有成效，這不是值得理性科學地進行探討嗎？
馮煒光覺得，梁振英為市民服務的志向很好。但民主黨的一眾大老卻不問情由的大肆攻擊梁振英，對他做什麼都看不順眼，所以要以全力反對，要進行對抗。總之，即使梁振英做的事情為香港市民利益服務，有利於民生，有利於解決貧窮問題，有利於解決失業問題，都應該阻撓他，讓他的施政失敗。民主黨能夠向自己的黨員清楚地解釋為什麼會作出這樣的判斷？為什麼一定要採取這個極端的做法，而不能採取更加理性的做法呢？
民主黨應拋棄對抗路線
如果民主黨中央立下了這樣的不理性的立場，馮煒光就不是「賣黨求榮」，而是「促黨為民」，「促黨理性」，「改善形象」。如果說，馮煒光出賣了什麼，他唯一可以扣上的罪名是：出賣了民主黨大佬專斷的權威。
民主黨號稱「民主」，在政黨的路向、和政府的關係、人才的儲備、政策的制訂、黨員的從政出路等等方面，應該體現出民主的氣氛，要通過黨內辯論，集思廣益，充分反映每一個黨員的智慧，也應照顧黨員的利益訴求和從政的訴求。馮煒光被冠上「賣黨求榮」莫須有罪名的事件，正好說明了民主黨是一個「不民主黨」，黨的領導專橫跋扈，一言堂，沒有民主的氣質，也沒有考慮民主黨的公開形象和對選民的承諾。一個有志於參政的政黨，當然要遵從憲制，與政府有必要的合作，通過參與建制的機會讓黨員有機會從事公職，增長參政能力和經驗。
現在，民主黨在「不合作、不參與、不妥協」的路線下，第二梯隊黨員的出路越來越窄，甚至希望參加立法會選舉，成為候選人，也得不到合理的競爭機會，馮煒光為民主黨經營地區二十多年， 看不到通過從政之路發展的前景，希望參加公職，也是人之常情。「賣黨求榮」的莫須有罪名，說明了民主黨第二梯隊缺乏出路的困局，也反映了民主黨走入了死胡同。民主黨現在應該是反思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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