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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 陳鳳翔、杜勁松
聯匯制度是匯率制度的一種選擇，亦即固定匯率制度。匯率政策究竟是選擇固定還是浮動制度，必須同時考慮另外兩個關聯目標，即貨幣政策和資本流動。在開放經濟體系中，「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性」、「資本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中，若要追求其中兩個目標，則必須放棄第三個（即「三元悖論」或「三難選擇」）。
香港過去、現在和可以預見將來，尤其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在上述三個目標中，唯有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是社會經濟綜合成本最小的選擇，理由有下列兩項：
首先，若犧牲「匯率穩定性」，亦即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而隨時可進行干預，在資本完全流動的前題下，自由進出香港的資金將可能導致匯率大幅波動。從積極的角度看，匯率的市場調節可以改善進出口收支，影響國際資本流動。
相反的角度，當遇上金融危機時，對香港這類小型經濟體系，任何潛在的信心危機將大大削弱匯率自動調節的正面作用，甚至推波助瀾惡化危機。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匯率調節機制不能奏效時，為了穩定局勢，政府的最後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香港能夠順利渡過前幾次金融危機，能夠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維持海內外投資者和全體香港市民的信心，是與保持匯率穩定性互為因果的。
其次，若犧牲「資本完全流動性」，實行資本進出管制，對香港而言無疑是歷史的巨大倒退，是不可接受的安排。制定或修正任何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需要考慮民主、民意、民望、民粹，更要關注民生。若香港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最大的損失將是民生、是香港七百萬人的民生福祉。
毋庸諱言，第一種被動式的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是有成本的。在資本完全流動和固定匯率制度下，香港無法根據本港經濟情況來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貨幣發行量、利率等），例如過去一段時間內經歷美元弱勢、兩輪量化寬鬆、人民幣持續升值等等因素，導致香港出現被動式、輸入型的「通貨膨脹」，從而推動物價上漲和形成資產泡沫。就通貨膨脹而言，其本質是一種貨幣現象。解決通貨膨脹問題，關鍵還是靠經濟發展。通過優化香港支柱產業、開發創新產業、帶動其他支援產業，推動社會經濟轉型升級，從而增強整體經濟體系的活力和免疫力，最終實現以國民財富的實質增長抵消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漫長
至於聯匯制度是否需要優化，例如，是否需要將港幣與人民幣掛鈎？討論這個問題目前言之過早。首先，雖然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勢所趨，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且該過程取決於若干重大因素：從內部看，中國經濟社會本身是否具備相關的抗風險能力、中國政府是否具備相關的宏觀監管能力；從外部看，國際經濟社會是否願意並有能力接受人民幣的國際化。無可置疑，國際上仍然存在對人民幣國際化和中國崛起的「葉公好龍」心態。其次，人民幣一旦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國際化並且維持「硬通貨」的地位及預期，必然出現「良幣驅逐劣幣」效益，到時聯匯制度的優化自然會水到渠成。
在當今社會，調整「匯率與貨幣政策」已絕不是單純的經濟決策，更是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政治決策。政治家在決策時，必須通盤考慮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金融市場的預期以及相應的投資與投機衝動。新一屆香港政府即將就位，無論是政治家、官員、還是普通民眾，當前最需要的是抓住機遇搞建設、凝聚共識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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