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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由馮程程、甄拔濤、鄧正健、俞若玫與潘詩韻等五位劇場新秀所組成的「新文本工作室」，聯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藝術總監陳炳釗，以研究者與創作人的身份，推動「新文本運動」，集中研讀英國、德國與法國的當代劇場作品，同時各自進行個人創作計劃（其中包括翻譯與導演歐陸新文本作品以及創作全新作品），實驗本土轉化的可能。
由2006年的「文本的大師」、2010年至2011年的「文本的魅力」（1-3）系列，到最近的「新文本運動2012－14」，前進進與新文本工作室都不遺餘力推動「新文本」的研讀與創作，最近更推出「新文本戲劇節2012」，其中包括馮程程編導的《誰殺了大象》、李鎮洲導演的《驚爆》（原著 Sarah Kane）以及甄拔濤改編與導演的《西夏旅館》（原著為台灣作家駱以軍的同名小說）。
何謂「新文本」？
但何謂「新文本」？正如馮程程自己所解釋，新文本源於英國當代劇場的用語New Writing，曾幾何時，指一批為本來停滯不前的英國劇場帶來生機的原創戲劇。用Alerks Sierz的話說，這批新文本作品「通過實驗戲劇結構與形式來表達當下感覺。」根據馮程程的歸納，新文本具有「當下」、「時代性」、「形式革新」等特點，而新文本之所以「新」，並不在於跟貼消費主義文化的多省好快、 朝秦暮楚，而是在於一種「寫實」的渴望──希望以更多樣與複雜的語言形式貼近雲波譎詭的後現代真實世界。
過去二十年，全球一體化如雷厲風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人心躁動，面對新的形勢，在消費主義文化以外，劇場工作者似乎已無法通過既有的劇場語言，攫住現實，抓緊當下。這可謂新文本興起的全球化背景。但若果把焦點放回本地實驗劇場的發展脈絡，「回歸文本」又的確是回歸以後之大勢所趨。曾幾何時，在歐美實驗劇場的形式解放啟發下，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劇場曾經向以語言為重的傳統話劇（Drama）「挑機」，向著重「劇場性」的「劇場」（Theatre）領域勇敢邁步。但正如陳炳釗所言，「新文本」中的「文本」的確有「回歸本源」之意，尤其在一個急劇變化的年代，語言本身的思想含量自然被再度重視。 就此而論，所謂「新文本運動」，或許象徵著本土實驗劇場的一個過渡階段，藉著對歐陸新文本作品的臨摹與挪用，本地創作人嘗試打造一套更充分地對應現實的藝術語言。
如何解殖，怎樣實驗？
比對以上的語境，《誰殺了大象》企圖介入的「現實」，可謂呼之欲出。據說，馮程程今次創作的其中一個靈感來源，是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著名文章〈射殺大象〉（Shooting an Elephant）。歐威爾早年在緬甸任職殖民警察時，曾奉命射殺一頭踩死人的大象； 而在《誰殺了大象》中，這頭不知名的大象卻成為了近年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社會反抗運動之象徵。有意思的是，《誰殺了大象》的焦點並沒有鎖定在大象本身，讓觀眾虛擬地目睹一場「阿凡達式」的大自然與群眾大反撲。與此相對，馮程程卻以一名平凡警員（作為國家機器的一枚微小部件）為切入點，讓懲治機器的理性語言與大象所代表的那種無以名狀的語言，具體地直接碰撞。大象無言，當國家機器無法完全消解與馴服眼前的治外之物，國家機器本身便出現了裂縫，土崩瓦解。
事實上，《誰殺了大象》充斥了大量這類異質語言之間的撞擊，由戲劇體到敘事體，由殖民地官僚系統語言到詩化內心獨白，不一而足。正正是這一類語言撞擊打開了意義的裂縫，也構成了美學感知上的張力，也就是「新文本工作室」所提倡的語言的戲劇性。可以想像，這種由出入不同語言所做成的節奏與張力，必須拿捏準繩。無疑，《誰殺了大象》的文本語言是豐富的，但馮程程在導演上卻偏向柔性與鬆動，節奏拿捏不準時，張力難免減弱，意義也就變得不明。
此外，跟讀劇階段不同，《誰殺了大象》的第二幕在演出時最終安排了大象親口講話，加上演員的演繹未算成功，大象在原劇中的絕對他者地位反而給扁平化了，兩種異質語言之間的張力，頓時瓦解於無形。
《誰殺了大象》的文本比演出優勝，但看得出馮程程在導演上前途無量，讓人期待《誰殺了大象》的重演。 ■文：小西
本欄隔周見報，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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