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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莫言說他是憑良心寫作，他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毫不留情。看《蛙》的描寫，的確是這樣。
計劃生育是國家的政策，而且事實上也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它與中國人特別是農民，要求有兒子傳宗接代的傳統思想有抵觸。況且許多基層的主持計劃生育幹部水平不高，作風生硬。甚且和貪腐糾纏在一起，強加勒索，並且掛出血淋淋的強迫流產的標語，令人驚心動魄，也製造了不少家庭悲劇，以至為國際輿論所詬病。《蛙》裡面以若干強迫墮胎且鬧出人命的故事，對此加以控訴。的確越出了文學要「歌頌光明」的軌道。
後來社會上的腐敗十分流行，大款和貪官們包二奶流行，用錢來買生第二、三胎又成為「計劃生育」中的潛規則。這就加劇了社會上對不公平的計劃生育的控訴。
對社會上的貪腐行為，莫言在小說的一些小節上也不乏諷刺。例如他遞一枝軟包中華牌的香煙給一個撐筏的小伙子。小伙子說，能抽上這種煙的人都不是尋常人物。答道：是朋友送的。小伙子笑說：我知道這是送的，抽這種煙的人，哪有是自己花錢買的？接著，小伙子說：你老也是「四個基本」吧？
甚麼「四個基本」？答道：「煙酒基本靠送，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還有一個「基本」忘了。
他還透露，社會上還有什麼代孕中心，就是弄了一幫女人，幫那些想生孩子的人懷孕生孩子。當然更多的大款可以包二奶、三奶以至四奶，便不必光顧這些「中心」了。
莫言的故事還有很多，也許在他其他的著作中還有更精彩的。因為他表示，「直面社會敏感問題是我寫作以來的一貫堅持」、「因為文字的精魂還是要關注人的問題」。
這本《蛙》中也提到了諾貝爾獎，但得獎並不是他夢寐以求的，他要求的，「是一個作家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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