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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視野藝術節將帶來資深劇場人何應豐的新作《大鬧天宮》。意向化的舞台表達加上戲曲元素的穿插，這個齊天大聖的經典劇碼中，主角搖身一變，成了烈性女子李慧娘。七個李慧娘，也要「大鬧天宮」，齊齊說出自己的故事，震動觀眾的心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片由何必。館提供，攝影：Moon Yip、Janice
反問的情懷
何應豐的藝術工作室，現在的名字是「何必。館」，這個可堪玩味的名字似乎正正可以體現他對於藝術的態度。曾經創立「瘋祭舞台」的何應豐，認為創作不應只局限在舞台，既然創作的方式可以很多元，所關涉的範疇也可以很多樣化，那又何必畫地為牢、自設壁壘？從名字中具象的「舞台」到引人聯想的「館」，藝術家好像變得更從容自在，他放鬆了曾經緊握的拳頭，只是閒閒地攤開了手掌，邀請觀眾來一起分享這小天地中發生的一切。「這個名字不是從我這裡來的，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條街上，看到一個很小的博物館，就叫這個名字。我覺得它很特別，直覺上從那裡借用了過來。」何應豐說，「何必。館」中的「何」可能是他本人，「館」則與「管」諧音，到底是「一定要管」還是「何必去管」，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是拋給觀眾的問號，也更像是他對自己的反問。
一個工作室的名字，已經可以不斷問，何應豐的作品，更是隨時都在問問題。從瘋祭舞台時期開始，他的作品大多都在回應社會的當下狀況。「我覺得藝術是一種情境，不只是在表面上講社會問題，而是進入底層去問一些問題。」香港回歸前後，他創作了《元州街茱莉小姐》三部曲，當時，大多數人都聚焦在爭論政治制度的轉變，他卻去問另一個問題：「當你離開了母體幾年後，突然這個媽媽認回你，你肯定會有不自在的時候，甚至會產生懷疑；但是你血緣下面流淌著的東西要追溯到多遠呢？宏觀整個中國的歷史，已經經歷過不知多少變遷，香港只是其中一個分裂出來、接著再重新調整自己位置的例子而已。所以整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那麼簡單，也不是政制改變那麼簡單，但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很少深層地去問這些問題。」
永遠去追問這些深層的問題，而不只是跟著喧嘩的大環境與大語彙而人云亦云，不管在甚麼時代，大概都是十分吃力不討好的事，甚至經常被邊緣為「小眾」。但何應豐不在乎，用他的話說，我們在大學裡專攻的知識其實也很「小眾」，但既然我們不介意這樣的學習，為什麼不能有勇氣在社會中去堅持一些特別的東西呢？如果每一種多元的面貌都能被尊重，每一種不同的信念都能有空間生長，社會才會更加健康和豐滿。對待藝術，他的態度也如此，當大多數人從政治著手看問題時，他卻希望站開一點去看生活。「我相信政治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不會用這麼一個單薄的政治觀去看生命。藝術對我而言是一種行動，是一面特殊的鏡子，帶給我重新看世界的方法。藝術平台是一個實驗室，是對文化、議題，對生活現狀的重新解剖。」
正如「何必。館」這個名字所顯示的一樣，不需要預設的角度和觀點，不需要某種情懷的加持，只是一個小小的問號——當大家都執意於某一種態度或看法時，為什麼不能改變某個角度，打開某種新面貌？何應豐說：「何必，是一種反問的情懷。」
七個慧娘大鬧天宮
《大鬧天宮》也是一種反問。問甚麼是成功，甚麼是權力；問夾縫中的生命如何透出光。劇作以富士康事件為起點，去看那些真正推動城市發展的卑微生命，如何被虧欠，被忽視，被冤屈。發展要求快速與宏大，是否就意味著要忽視每一絲細小的卑微？何應豐在舞台上虛構出一座墓園，裡面埋葬了七名沒有名字的女工。墓園的看守者「陳孫爺」自稱「悟空再世」，用昔日大鬧天宮時剩下的四十九顆蟠桃回復了齊天大聖的法力，借用墓園內名叫「李慧娘」的屍首，讓七名女工重返人世，甚至「大鬧天宮」，申訴冤情。七個慧娘，七個女人，每個人都要講出自己的故事。
與其說這是重現富士康事件，不如說是借這七個女人的口，去表達：在世界每個角落每個被忽視的小人物背後，都同樣有著他們自己豐滿的生命、特殊的歷程，與所懷抱的夢想與期許。「我們總是假設有知識的人很自然地便掌握權力和智慧。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今天很容易忘記了我們的社會，或者整個城市發展的起點。現在的中國，有很多人願意跨省跨鄉，他們也有自己的夢想想要追尋。但他們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都沒有被給予，而我們只會享用iPad或iPhone。如果我們可以同時發展人文精神，給這些工人最基本的尊嚴，肯去傾聽每一個人的特殊歷史，而不是一個單一化的被別人裝飾了的歷史，我們的社會兼容性會更大。」要走這條路，永遠是緩慢的過程，但並不代表我們可以不去做。「我覺得藝術就是這條橋，是去建構這麼一種可能性。這也許是卑微的力量，但我們憑甚麼不去重視這些小小的卑微？」
正如何應豐所說，戲劇不是目標，不是終點，它只是一個跳板。比起舞台上上演的劇目，生命才是恆常的主角。
大鬧天宮
時間：11月16、17日 晚上8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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