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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璞
在上海讀大學時，我問一位上海本地同學，為何他跟他那同是本地人的女朋友談戀愛時，也不說上海話而說國語，他解釋道：
「談戀愛是件高雅的事。可用上海話一談，就俗了。比如『我愛你』這句戀愛人士最常用到的話，用上海話就顯得十分做作。」他用上海話演示了一下「我愛儂」果然十分搞笑。所以國語裡常說的「我愛你」，上海人只能說成：「我歡喜儂」。味道全變了。
我看香港的電視劇時，常常會想起他用怪腔怪調的上海話說那句話時的搞笑神態，兀自笑倒之餘，不禁想，香港人會怎麼說這句話呢?「我好鍾意你。」在我們外地人聽起來，也是俗不可耐的。不過，仔細品味，雖然也俗，卻俗得可愛。
香港人的俗，正如他們的糯米雞，乍看傻大粗笨，卻是頗有內容，經得起咀嚼。我剛來香港時看到香港的西片譯名，往往忍俊不禁，哈，那真是要多俗有多俗，比如把True Love（真愛）譯為《歷盡滄桑一美人》、把Cinema Paradise（天堂影院）譯為《星光伴我心》倒也罷了，可是把The Legend of 1900（1900傳奇）譯為《聲光伴我飛》，把The Horse Whisperer（馬語者）譯為《情深說話未曾講》，那份媚俗的功力，就真的讓人有點吃不消。有位香蕉人的美國學者，倒特別欣賞香港人的西片譯名，還寫了篇文章大加誇讚。我看了，雖覺有些過譽，就個別範例來看，倒也不無道理，比如將Rule of Apple（蘋果屋規則）譯為《總有驕陽》，俗是有點俗，可是還真概括了影片那種詩意化了的滄桑感，而且突出了賣點，比起台灣那個濫情而空洞的譯名《心塵往事》，好得多了。
非典鬧得厲害時，有位內地朋友看了香港旅遊業為了自救、大搞本地遊的電視報道，打電話跟我說：「你們香港人真搞笑呀，本地遊也那麼多人參加，還扶老攜幼、全家大小一齊出動，真是貪便宜貪到傻了。」
我一時無言可對，但總覺得不是他說那麼回事，那些踴躍參加本地遊的香港人，貪便宜之心固然有，但肯定還有點別的甚麼心思。不久前讀俄國作家普拉東諾夫的小說《格拉多夫城》，突然對這一時說不清的「別的甚麼心思」有了感悟。
《格拉多夫城》描寫坐在開往格拉多夫城火車上的一群旅客道：
「乘客們好像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祖國，而是在另一個星球上旅行；人人都在自顧自地吃東西，不願與鄰座分享，但大家還是緊緊地擠在一起，在這可怕的交通線上彼此尋求著保護。」
香港人與他們正相反。香港人對自己的家園有一種發自深心的摯愛。與俄羅斯格拉多夫城的旅客們正好相反，香港人無論到了世界上甚麼地方，都好像仍然生活在香港，不要說飲食習慣了，他們舉手投足，眉目表情，處處都是香港的。哪怕是在火車上飛機上互相大呼小叫地招呼：「吃不吃香口珠呀？」「要不要糖水呀？」俗則俗矣，卻是他們濃得化不開的香港情意結的流露。「反認他鄉是故鄉」這種幻覺，在香港人身上是很少發生的。
這樣，就可以解釋鬧非典的日子裡，當全世界都對香港避之則吉時，香港人那種令人瞠目的表現了：好吧，沒一個遊行團來咱們香港了，咱們就自己組團自己遊自己的家園。一日之間，香港人組了上百個香港遊團，把尖沙咀碼頭等主要集合點擠了個水洩不通，大家齊齊去香港各個景點一日遊：沒人跟咱們玩了，咱們自己跟自己玩。
也就可以解釋，為何香港人成群結隊去深圳，去北京，去上海，去品嚐那裡的美味佳餚，卻不大會把那些美味佳餚引進香港。在香港大街上飄香的還是那五十年不變的蝦餃燒賣、腸粉叉燒，五十年不變的乾炒牛河、蠔油生菜。所有的麵粉都放糖精，所有的炒菜都加生粉。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種墨守成規的迂俗，也不妨把它看作一種融化到了骨子裡的香港情懷。
進而可以理解，平時溫和散漫的香港人，逢到重大事件，卻表現出令人大跌眼鏡的團結和堅定。頂著二月寒風七月驕陽，數十萬人一齊上街表達自己的訴求。他們上街，是出自愛家護家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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