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 樓
不少市民發問：香港目前到底是民主問題緊迫，還是民生問題緊迫？我覺得胡錦濤主席對港人說的四句話值得我們思考：「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這四句話是有邏輯遞進關係的，最重要的是經濟，其次是民生，再次是民主，最後是和諧。這四句話不僅是回歸以來的香港社會發展經驗教訓的總結，更是人類歷史發展經驗教訓的寫照。這裡以希特勒上台的歷史事實略加說明。
1929年經濟危機席捲全世界，德國經濟凋敝、生產劇降、民生困苦、社會動蕩，6,600萬人口中幾乎有一半掙扎在飢餓和貧困線上，全失業和半失業人數高達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二。
民主制度屢為獨裁者所利用和重創
納粹黨趁機壯大自己的勢力，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黨發展到1932年在國會選舉中獲勝，贏得608個議席中的230個，成為第一大黨。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其後，他利用振興經濟和降低失業的政績獲取了民眾的支持，進而頻頻利用全民公決這一「民主」手段走上獨裁道路，最終將德國推向了獨裁和戰爭的法西斯深淵。1933年11月14日，希特勒發起全民公決，超過95%的合格選民投票，其中95%支持希特勒退出日內瓦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進行擴軍備戰，92%贊成納粹黨作為國會唯一候選政黨，更為令人震驚的是，在達豪集中營被關押的2,242人中竟然有2,154人投票贊成那個把他們關起來的納粹政府。1934年8月19日，希特勒再次發動全民公決，95%的合格選民即是約3,800萬人投票，其中90%支持他篡奪總統的權力，成為國家元首。1936年3月7日，99%的合格選民在全民公決中投票，其中98.8%贊成納粹黨獨裁的新國會名單和出兵佔領萊茵蘭。正如德國傳記作家英克．布羅德森在《他們為甚麼效忠希特勒》中所說：「縱然希特勒的行動是在顛覆一個法制國家，他仍然得到了大眾的普遍擁護。」德國民眾為何甘心擁護納粹政權？英國軍事學家喬治．福爾蒂在《納粹德國的興亡》中對一幅照片的簡評正是如此解答，他寫道：「戰爭爆發前，人們認為希特勒所做的事無可厚非，他似乎要帶領德國走向繁榮富強並為世人矚目。」民主制度之所以為獨裁者所利用和重創，原因就在於希望繁榮富強的大多數民眾在經濟凋敝、民生困苦的社會環境之下癡心錯付。
香港社會的民主實踐也可說明經濟民生問題直接影響民主的質量。根據選舉事務處及政黨的統計數字，身為激進反對派的社民連、人民力量在立法會地區直選中的得票從2008年的逾15萬票大增至2012年的逾26萬票，議席由3個增加到4個。並不被主流民意認可的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激進勢力為何多年來在立法會的議席不減反增？為何有不少的年輕人跟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幾年香港新的多元化的經濟結構沒有形成，沒有出現新的、可以吸納年輕人就業的產業，中產人士數量不增反減，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梁振英提出的青年上樓、中產置業問題，正是香港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市民對政治、經濟及民生問題的關注程度」民調結果，民生問題一直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自2010年以來一直被半數以上受訪者列為最關注問題。其次是經濟問題，持續有兩至三成受訪者最為關注。
反對派無視民生玩弄民主
自從1959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政治學者李普塞特提出「經濟發展是支撐民主的必要條件」這個重要命題以來，許多學者借助愈來愈豐富的數據資料和新的研究方法，證明了李普塞特命題的正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者波伊克斯等在《內生性民主化》（2003）一文中分析135個國家和地區1950年到1990年的數據後得出結論：經濟發展既引發民主化，也支持民主制度的穩固。他在《民主與再分配》（2003）一文中得出了經濟愈平等，民主化就愈容易實現的結論。美國侯斯頓大學政治學者甘迺迪在《重新概念化民主的社會條件》（2004）一文中分析了1950-2000年116個國家348次政體轉型的數據，得出了在經濟發達國家，轉型更易向民主而不是專制方向的結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愛潑斯坦等在《民主轉型》（2006）中採用政體第四代項目（Polity IV Project）的民主排序給政體打分，證明經濟發展增加民主化概率的結論成立。
香港反對派無視民生而玩弄民主是為了玩選票，一些政治學的教授無視經濟民生問題的緊迫性而把選舉凌駕於一切社會問題之上，是因為他們過分看重自己的專業和飯碗，是因為他們不懂經濟和民生，是他們患上了民主浪漫主義的疾病。上樓、置業和選票哪個更重要，相信普羅大眾比反對派和那些衣食無憂的政治學教授更清楚。 ■（本文轉載自《成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