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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朗分享其與張愛玲的緣分。
無論是命運機緣，抑或責任使命，宋以朗的名字，都注定與張愛玲難以分割。他接替父母成為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因而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今時今日與張愛玲最「近」的人。「南區文學徑」淺水灣段即將落成，而淺水灣作為張愛玲小說中最重要的地標之一，自然又會令人們重新檢視那些「張愛玲的香港故事」。
前塵往事，由宋以朗娓娓道來。我們無法想像，倘若張愛玲不曾在香港讀書生活，《傾城之戀》那樣的曠世名作是否仍會誕生，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香港對張愛玲人生的影響無可替代。她並非一位香港作家，但她又從來都屬於香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曾慶威
「南區文學徑」其實也包括蔡元培、胡適、蕭紅等作家早年在香港的足跡，這些作家的共同點是，他們一生之中，有一段時間身在香港。但無論出於歷史原因還是因緣際會，香港對他們都有著重大的影響，而其中張愛玲的部分，則將地標選在淺水灣。
從前著名的淺水灣酒店，如今變為花園中專門修建的一座地標，以此代表張愛玲，也讓人情不自禁聯想起《傾城之戀》、《小團圓》、《易經》這些與淺水灣有關的張愛玲作品。而宋以朗則認為，這些作家都曾在香港留下印跡，但要有人出來講幾句話，讓人們知道他們與香港的前世今生，卻並不容易。他說：「張愛玲至少有我，我在香港，手邊又有很多書信、遺物，但其他的作家很不容易，譬如蕭紅有何後人？所以我覺得自己可以幫這個計劃做多些事。」
不問出身，張愛玲當然是屬於香港的。在電影短片《張愛玲的香港故事》首播之際，張愛玲與香港的情分也得以藉由宋以朗，被再度梳理回望。
與香港的三段情分
「我不需要講她寫過些甚麼，而我能做的，是告訴人們她甚麼時候住過香港，而她又寫了關於香港的甚麼。」宋以朗如是說。
張愛玲一生中的三段生命時光都在香港度過，但身份與境遇完全不同。最初的第一段時間，她是港大學生，來到香港讀書，按宋以朗的形容即是：「離開上海，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出門，住在學校宿舍，碰見一班同學。」她之前的人生中，沒有機會像這樣見到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如外國學生、馬來西亞華僑、香港人等等。「這應該對她的世界觀有些影響。」
而這段經歷，對張愛玲個人歷史經驗的重要意義，則是1941年開始打仗。從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到12月26日香港淪陷，短短的18天，令她完成了那篇〈燼餘錄〉。如果有人問那18天香港究竟發生過甚麼事，正史當然有記載，幾點幾分，炸彈跌落西營盤……但張愛玲的散文，卻捕捉了當時的人們在想些甚麼。宋以朗說：「她不會去寫英軍抗日如何英勇，因為她只知道自己怎麼想，自己身邊的人怎麼想，她寫的，只是身為一個普通學生、普通市民在那時期的心態，所以是完全不同的角度。」
回到上海之後，包括《傾城之戀》和此前的《第一爐香》、《第二爐香》等小說，張愛玲亦都以香港作為背景。
而再回到香港時，已經是十年後。張愛玲從大陸回來的藉口是繼續學業，因為尚未拿到學位。「但其實她已經沒法再讀書了，她已經32歲了，你想想看，如果她回去讀大三，身邊的人都是20出頭，還要聽教授教寫作……」宋以朗說：「所以讀了幾個月之後她就退學，開始在香港做翻譯，也是那時候，她認識了我的爸爸媽媽，寫了幾本小說，直到1955年，移民到美國，去試圖發展寫作事業。」
張愛玲在美國的寫作生涯，並不太成功，其中很大的因素，是她是中國人，可她用英文寫中國的事，比如舊社會的事和人，並不符合美國人的「東方想像」。按宋以朗的話說：「並不是美國人不關心中國的事，而是他們有自己的預期。」張愛玲顯然無法在小說創作上符合這種預期，於是她唯有另做打算。
「當時我爸爸在電影公司做監製，就提議她來幫電懋寫劇本。」劇本多數都是改寫好萊塢電影或是百老匯戲劇，譬如外國電影中如果有男主角去賭錢的情節，由於當時的審查條例，就不能出現在中國電影裡，必須重新去寫去改。
於是便有了張愛玲在香港的第三段時光。1961-1962年，她有幾個月住在香港，也有了宋以朗和張愛玲實質上的交集。「她在香港的第一段時期，我沒出世，我爸爸媽媽也不認識她，第二段時期我3至6歲，也不記得這個人，但第三段時期，我是見過她的。」當時的宋家很多人出出入入，十幾歲的宋以朗對張愛玲其實並無特別印象。「沒想過這個人將來會變得很特別，但我記得有這麼一個人。」
寫劇本寫到收尾的兩個星期，張愛玲退掉租住的房子，搬去宋家住。「所以當時我就睡在廳裡，她住在我的小房間。大多數時間，她都自己關著房門寫東西。」而那房間，如今已被改成廁所，我們惟有盡情發揮想像力，想像當年的張愛玲，晨起後推開窗，便可以見到一覽無遺的獅子山風景……
女作家的個人反思
宋以朗在電影短片中，主要介紹的是香港對張愛玲的影響。「學生時代，她學到些中英文寫作技巧，但之後其實很長的一段時間，她一直沒再寫香港，除了一篇屬於遊記的散文《重返邊城》——從前港大的宿舍拆了，但沿著那條路走下去，樹好像變高了，但那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
香港對於張愛玲真正的個人影響，或許最有跡可循的線索便是那本《小團圓》。
「很多人覺得那本小說結構很亂，看不太懂。」但宋以朗認為：「但其實是有結構的，也講出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香港。」有看不懂的讀者投訴，小說的第一章第二章，女孩人在港大，之後嗖的一聲就跳回上海，怎麼一回事？
宋以朗則認為：「張愛玲所使用的結構，其實是想你思考，這個女孩，在一間學校有很多同學，但是沒有一個是談得投契的。雖然有些人對她很友善，但到炸彈跌下來的那一刻，她覺得『哇我頭先差點死了，這是件大事』——但是可以和誰講呢？她發現沒有人。」她覺得自己很孤獨。
「那麼為甚麼這個人是這樣的，她發生過甚麼事，她為甚麼和所有人都疏離？於是小說就回到她上海的童年，講到她的家庭：她的媽媽自己去了歐洲，她爸爸娶了後母，後母當然有點偏心，不太喜歡她，所以她從小就是一個很孤獨的人，她覺得沒人愛她。」所以《小團圓》中在港大讀書的女主人公，無法同身邊的人溝通。
講一個故事有很多種技巧，可以從頭講到尾，從出生講到死。但宋以朗認為，講這樣的一個故事，未必有意思看、未必看得出來龍去脈。而張愛玲的方法，就像是捉貓要捉脖子一樣，從中間開始講故事，讓讀者明白一個人物生命的中間是甚麼狀態，再花筆墨去講這個人為甚麼如此。「至於以後發生甚麼，她完全沒給任何提示，讀者會一路跟下去。」但故事的後半段我們當然都耳熟能詳不過，一個很孤獨的女人，有一天開始寫文章、引人注意，然後一個男人找上門來，花言巧語，「那她就死定啦，問題是她要甚麼時候才發現，這個男人對個個女人都花言巧語，她心灰意冷，她失望。」於是她反思自己一世人為甚麼變成這樣。
歸根結底，是在香港幾乎被跌落的炸彈炸死的那一刻，讓她清醒地認識到，她很孤單。
一份工作 一份責任
那麼張愛玲對於宋以朗個人的意義，又意味著甚麼？她是傳世作家，她是個孤單而情感豐富的女性，她是他父母的摯友，但她對於他，又意味著甚麼？
「如果以她是作家的身份來說，我需要做是一份工作，因為那是我的責任，未必是我想做的，但等於我爸爸媽媽應承了她，那麼這些事就需要做。」宋以朗說：「我未必想自己做，但想不到可以交給誰去做。」
「那些事」也未必是永久的，目前需要做的，當然是處理張愛玲的遺作，整理並出版，做完這些之後，就應該變得簡單許多，主要是處理所有遺物（相片）。「技術上來講，不需要捐贈，有一種方法叫permanent loan——借出去，不限定甚麼時候還，但東西始終不是你的。」這樣就免了很多麻煩，但一旦捐贈之後，這些張愛玲的遺物可能會有被拍賣的風險。
而在文獻的保存層面，不管怎麼說，很多都是紙張物品，受溫度、濕度影響。「擺在我家一兩年當然可以，但長期下來總不是太好，有些50年代的書信，墨水已經有些褪色，所以最好還是交給專業機構處理這些東西。」
對於宋以朗個人來講，處理張愛玲的遺物，其實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她讓他對很多事都有了好奇心。
儘管張愛玲本人不喜歡看報紙、雜誌、不喜歡聽人講政治，不相信所謂的歷史，她只相信自己所知道、看得見的東西，但她卻成為了文學的歷史，成為了被人研究的歷史。她不相信所謂的真相、她只寫和市民生活有關聯的市井生活，但這或許又正是她的人生際遇所賦予她的最獨特的能量。
宋以朗說：「和那個時代相比，今天的我們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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