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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會讓人產生不少疑問。比如，這是一封私信，是誰把他變成了公開信之類。《漢書 司馬遷傳》說：司馬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所以司馬遷寫了這封回信。信中解釋說，之所以這麼久沒有回信，是因為：「會東從上來」，是跟著皇帝東巡去了，然後又被一些庶務耽擱了。查《漢書武帝紀》，在司馬遷寫這封信之前，漢武帝的最近一次東巡是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而回信卻是二年後的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了。任安寫信的時候在益州刺史任上，此時離李陵事件已有六年，司馬遷宮刑後出獄也已有三年了，司馬遷回信時，任安已經在北軍使者護軍任上獲罪入獄，而且在「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諱」之時，也就是他的臨刑之前，接著司馬遷又要隨漢武帝去上雍，所以是兩人訣別的時候了。任安的信中「責以古賢臣之義」，是讓司馬遷「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而司馬遷在這個時候回信，就是回答了這個問題，沒有一言涉及任安當時的處境！
清人包世臣在《藝舟雙楫．復石贛州書》中說：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二千年無能通者」，他自認為讀懂了。日前，聽一教授講《漢書》，說是司馬遷為李陵說了公道話後受了宮刑，這回不願在漢武帝面前再冒險為獄中的任安開脫了。但他們提到的司馬遷「諱言少卿求援」之事，卻沒有任何根據。任安在獄中曾向司馬遷求援，也完全是他們自己的想像。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司馬遷的信中強調自己並不以為「素非相善也，趣捨異路」的李陵說公道話為不慎，獲罪後又因「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豈不是在問：這時身為益州刺史的故人在哪裡？事後司馬遷擔任了中書令，「尊寵任職」後，卻要求司馬遷「推賢進士為務」，這個賢士難道就是你任安嗎？所以「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不就變成了報復任安當初不救自己的怨言？如此這篇文章的意義也就大為遜色了。
任安出身貧寒，在做衛青帳下舍人的時候，也曾因有能而飽受坎坷。但在漢武帝與太子的權力矛盾中，既接受了太子的命令，又閉門不出。漢武帝認為「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這才被關進了監獄，等待被處死的。司馬遷與他交往的時間也不短，對於任安的死，說什麼他也不可能以幸災樂禍的面貌出現。包世臣說：對於這篇文章，「誦之數十過，則自生疑，又百過當自悟。」那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司馬遷也一再說自己的行為：「難為俗人言也！」、「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文中的關鍵是，司馬遷說他已經忍辱負重地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明確地把「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的內容告訴了世人，而且已經「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人生的目標已經達到，所以「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都不怕了，雖然他還要必須跟隨在漢武帝左右，但現在還不說，不是「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嗎？所以他要借這個機會，通過給任安寫回信的方式，淋漓盡致地再次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的李陵之類國士抱不平，還要一吐自己「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的積鬱和憤懣。同時也回答了任安，「推賢進士」在這種情況下，無非是害了他們的道理，就像任安自己一樣，不是死得很無謂嗎？
司馬遷一定是想要救任安的，但是他救不了。於是他寫了這封與任安當前的生死問題完全無關的回信，既是曲折地表示了對故人的同情，也是對黑暗的強烈控訴。我想，任安接到這封信的時候，也是一定會會心一笑，並得到莫大寬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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