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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風電影的邀請下，台灣著名紀錄片導演吳乙峰即將來香港舉辦大師班等一系列活動，與本地紀錄片愛好者交流創作體驗，並於明日（27日）與5月12日分別放映兩套代表作《生命》與《月亮的小孩》。
《生命》記錄台灣「921大地震」後四個家庭的生命旅程，曾獲得2003年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優等獎與2003年法國南特影展觀眾票選最佳紀錄片獎。《月亮的小孩》則記錄了白化症患者在社會中的生存現狀。
吳乙峰的鏡頭，樸實而溫暖，用他的話說：「只要真心想去拍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那樣的故事，一定會被看到。」 ■文：草草 圖：采風電影提供
何謂真實？
《生命》記錄的是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中南投縣國姓鄉九份二山四個家庭的故事。房子消失在山石之下，逝去的人連遺體都找不到。家屬們日復一日在山頭上等待，希望老天庇佑，今天能挖出自己的親人。吳乙峰在災區花了將近5年的時間，去拍攝這些家庭在地震之後的日子。「我一下去的時候，就很清楚，我不是要拍救災的過程，我也不是要拍地震，我一開始就跟自己釐清，我想拍人在面對突然的天災、突然的意外的時候，尤其是親人突然離開以後，那個生命突然的意外，人怎樣度過的，這個是我一開始設定的主題。」於是在鏡頭下，是四個家庭如何面對悲痛，又如何踏上新生活。那些臉孔樸素自然，沒有過分渲染的悲慟氣氛，有時甚至顯得過於平靜，卻讓人看得心頭發緊。
但《生命》並不是單純地記錄他人的故事。影片的題材十分嚴肅，敘述的手法卻頗有詩意與惆悵。片子一開始，火車穿過隧道，紀錄片導演吳乙峰前往探望中風的父親，旁白則響起吳乙峰與好友王家勳的往來書信片段。在這些書信中，他們交流關於生命的看法，說起自己的困惑與痛苦，也說起拍攝《生命》的過程。而到了影片最後，我們才知道，原來王家勳早已因為意外而去世。那些超越時空的對話變成面對自我的囈語，拍攝《生命》的旅途，也是吳乙峰自己的生命旅程。
「那時候那個拍紀錄片的導演——吳乙峰，其實面對著他父親的中風、經常來回兩地奔波，還有在他內心生命裡，青年的成長過程中，一位很重要的知音朋友的突然離去，其實一直長期以來壓迫了他內心裡面的思念跟無法解脫的悲傷，所以後來準備完成這部作品的作者，決定把那個導演也放進去，所以這部片有時候充滿主觀，有時候充滿很疏離的客觀。」吳乙峰說，「我覺得紀錄片其實就是在表達我這個作者看到的真實，因為真正的真實只有上帝看得到，那我到底看到什麼真實？我很原原本本的把我當時的情緒、想法跟感覺表達出來給觀眾，所以我覺得，這是要理性、是要感性，可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他多理性多感性，我只是很誠實的利用所學，把我感受到的東西表達出來，比如說包括，佩如（《生命中的主角之一》）想到自殺，叫我去拍片的時候，我就抓狂了，我覺得我要阻止她，有嚇斥她，甚至事後有去幫她跟哥哥的朋友講能夠幫助她，後來我知道她其實只是想發洩，我就陪伴她，讓她一直發洩，比較高興的是後來片子播出以後，她們都是第一道先看的，看完以後她們其實都很感激，而且在裡面也都得到一些解放，我想，拍這部片，在裡面，我自己也得到了解放。」
《生命》完成後，一直沒有在台灣的電視台播出，是因為害怕再一次為片中人帶來傷痛。「我想等多年之後，她們更成熟了，再播出，不過對於電影院的播出，她們也得到很大的回饋，所以，我還是那句話『人永遠比紀錄片重要』，當不覺得人比紀錄片重要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拍出更深刻的紀錄片，當你在議題中只想完成紀錄片而忽略了人的存在的話，我會建議你，應該要沉澱下來，我自己也是一樣沉澱自己。所以開始自己有一些想法的時候，也許有一些感覺不好說的、會影響當地人的事情，我會慢慢累積，找機會以另外一種劇情的方式來表達。我覺得創作有很多方式，但最重要的是，想幫他們說話的這件事情，在實踐過程中，需要非常小心。」
從不同角度看生命
吳乙峰說，台灣經過解嚴後，紀錄片有了多年的發展，《生命》出來後的那一兩年，許多紀錄片都進入影院放映，包括《無米樂》、《跳舞時代》、《翻滾吧！男孩》等等；當時《生命》的上映，也創造了紀錄片的票房紀錄。但是綜觀現狀，他認為台灣紀錄片工作者一樣生存艱難，雖然題材的選擇可以更加多樣，但有時選材仍會趨向比較聳動性的議題。「當然也是希望觀眾看，這些都是無可厚非，但這個地方要小心，有時候有些題目其實是很簡單的，可是這個對象在裡面生活了10年20年，所以那是要花時間的，而不是去掠奪，但這部分也是必然的過程。」吳乙峰說，「看起來，雖然台灣的紀錄片很多人在拍，對我來說，我從來沒樂觀過，原因是因為，基本上台灣的電視台還是不願意投資紀錄片，所以大家都還在野外求生，獨立製片、影展，似乎只能這樣子。當然，全世界的紀錄片，如果要分主流或非主流，它永遠是非主流，偶爾跑到主流的，那都是意外，問題是它沒有辦法有更主流的題目去進入，但其實它有很多的觀點跟想法，影響到台灣這幾年劇情片的發展，台灣在劇情片最低潮的時候，紀錄片曾經補了這個空缺，我那時候就講過一句話『我不相信一個社會，不去看自己的故事。』一個社會一定會想看自己的故事，不能老是看好萊塢的，近幾年台灣電影有起飛，但是更去了解這個社會，透過紀錄片做一個升級的實踐，來做為儲備，不管是不是用劇情的表達，我想都是很重要的。」
他認為內地有很棒的紀錄片工作者，「可是他們最難突破的一點可能是，對於政治、人權討論這類型的紀錄片。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在發展必經的過程，以前台灣早期也是這樣的，所以紀錄片工作者要願意去碰這一塊，溫柔而堅定的碰，碰人內心的那一塊，就會鬆動某些東西，提升了不論政府官方或是民間，能夠重視——人生存在一個地方，都有他基本的價值。我覺得這個鬆動，紀錄片可以做一些工作，我也知道大陸有很多紀錄片工作者做一些很棒的東西，也有很棒的人，這部分可能還要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這次來香港，除了放映《月亮的小孩》及《生命》，他還會舉辦大師班、青年訓練營與講座，與香港的紀錄片愛好者們一起交流討論。「這些交流的目的，只是為了促進我們可以用一些比較理性的眼光，或是感性的眼光，或是理性加感性的眼光，看待這個社會不同的議題跟生命，讓這個社會可以提升，讓我們的人民的智慧、想法可以開闊，促進社會更文明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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