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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靜之有多少種身份呢？他是人們心目中目前中國最好的編劇之一。他寫電影、電視劇、更鍾情寫舞台劇，甚至歌劇和京劇。
而他同時又是詩人出身，寫詩、寫小說、寫散文，不同文體在他的筆下游刃有餘、恰如其分。
鄒靜之曾說，如果不做編劇，他願意去做一個賣古典傢具的「販子」。文字創作之外，他迷戀古董傢具的美感，認為那些高古器物就像時間通道，能夠打通此刻與歷史相隔的千年歲月。
他口中自己的身份，則是「老派」創作者。既為「老派」，在這個時代浩瀚的文字煙海之間，他又有何所思？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梁祖彝
鼎鼎大名的編劇鄒靜之這次來港，卻不是為了個人的創作，而是來擔任「新地」與香港三聯合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的評審。一群初出茅廬年輕人的執筆書寫，帶給這位文壇前輩的最大感觸，是「後生們」充滿了自信與從容。
鄒靜之說：「我們那個時代發表文藝作品很難，許多人被退稿退了三、五年後，文字才變成鉛字。但現在有了網絡，任何文字都可以放在媒體上。這是一個文學更普遍走向大眾的時代，所以這些年輕人的自信和從容，更多來自自我。」受漫畫和讀圖時代影響的特點，也反映在年輕作家們的創作中。入圍終審的作品，多半帶圖—有的自己畫虎、有的自己拍片。這也讓鄒靜之感到震驚。他原來認為，所有文學作品都是以文字為中心，畫面只能憑作者的描述去想像，但他所面對的參賽者讓他直接獲得了「形象的東西」。
「時代就是這樣。」發一條微博前，人們習慣了不遺餘力去配張圖。鄒靜之坦言：「我自己也愛看配圖的微博。」
從容從不取悅開始
「老派」文人如鄒靜之，當年寫作時總想著「文以載道」，但年輕創作者則更加自我、更走向內心。
「他們按自己的想法去寫，不取悅，哪怕寫一棵植物，也要按自己的想法去描述。」這種對自我的堅定從容，反而很吸引鄒靜之。他挑燈看了大半夜入選作品，越看越欣賞。各式各樣的文體，有的完全紀實。有的圖文並舉，有人寫遊歷的過程，也有人寫煮飯的過程、觀察動物的過程。有個年輕人，沒有多少錢，但走了很多地方，半途中因為硬盤故障，丟失了所有相片，他不甘心，非要用文字的形式再將整個旅程記錄一遍。「沒有預設命題，他們可以自由寫，所以寫出來的，都是他們想寫的。」
內地和港台都有不少新人參加比賽，鄒靜之說，內地年輕人的文風一眼便看得出。「大概是受小時候寫作文的影響，他們更關注文字的意義。」而香港年輕人則更將文學視為一種自我的東西，這種表達有時格外感人。再深一層，鄒靜之的感受是：「其實，網絡讓現在人們的文風都差不多。兩岸三地都在用雞凍（激動）、醬紫（這樣子）這種網絡語言，所以，地域的區別愈來愈小。」
所謂地域差異，無非是真正要走向文學的時候，一個稍微重點，一個更輕點。但鄒靜之說：「兩種我都欣賞。」
從五車竹簡到五車U盤
鄒靜之近來思考很多的是：「古時所有文字刻在石板上，稍微好一點是寫在竹簡布帛上，書寫工具的艱難，使文字為典籍服務。」寫出來的，是如四書五經般的思想結晶，流傳千秋萬代。因而，為甚麼文字會通俗？
「東漢蔡倫發明了紙，古時都說學富五車，那時候是裝竹簡，到後來，裝滿五車線裝書也很可觀，而現在，裝五車U盤？那就不是人腦了。」紙張出現，令詩歌、散文、傳奇陸續出現，兩漢有了散文魏晉有了詩，宋代活字印刷發明了，才有後來的元曲和明清小說。「到現在，則是影視文學、網絡文學，文學愈來愈往大眾化走。」
鄒靜之感嘆：「有時候想，現在文字是有多少啊？隨便點開一個文學網站都浩如煙海。」再也不是他當年文革時在北大荒下鄉，為借一本《高老頭》走上二十公里雪路，必須通宵讀完再還回去的那個時代。
「在這麼多的文字中，想博出位，文風必須變成重口味，就是所謂賣直（率）。」原先扭扭捏捏說不出來的話，如今的寫作者一下子就能說出來。「喊出一句我是同性戀，必然吸引大家注意。再不然，就是罵街。」
優雅、溫良、敦厚的文風，變得如此直率直接、乃至變為喊叫。這對於鄒靜之這一代人來說，曾經不可想像。他們那一代還靠圓珠筆和鋼筆寫作，而他們的下一代，則靠鍵盤。
「字斟句酌不重要。因為文風變了。」
鄒靜之能夠平靜看待這樣的變革。「這是一個文字潮流，因為書寫工具和傳媒變革所致的潮流。有的人認為是對優雅、講究進而細緻的傷害，但別人不認為。」他舉了個昆曲的例子—原來他最近在寫一個戲時，需要研究京劇和昆曲。當年昆曲叫「雅部」，而皮黃、亂彈、梆子等戲種叫「花部」。
「花雅之爭，當年就在爭論，但昆曲從二、三百年前爭論到現在，也沒滅亡，白先勇在北京演出，我記得保利劇院，除了座位坐滿，樓梯上都坐滿了人，年輕人也很多。」誠然，這個時代充斥快餐、方便麵、速凍餃，但鄒靜之相信，天天吃這些一樣會厭倦，「這時候你突然拿出一些精心講究的菜，人們一樣會喜歡。」他知道，好的東西一定還會傳下去，無非從大眾變成小眾——那這種傳承，會傳多少年？
「《詩經》流傳到現在，2000多年了，還在傳。」
編劇是給導演伸跳板的人
鄒靜之說：「我寫舞台劇、電視劇、電影、歌劇還有戲曲，我自己是這麼區分，寫電視劇，就像蓋一個上萬平米的大房地產項目，沒甚麼藝術性的創作，它是巨大的勞動。而電影，就像北京原來那種四合院，一進直到最後的垂花門、養甚麼植物、造甚麼山石，勞動量沒那麼大，但藝術的要求大了。」
那麼他最願意寫的舞台劇呢？他認為，舞台劇是一個夢幻城堡—而且還是蓋在一片雲彩上的—是個幻覺中的城堡。
三種文體，勞動量和所達到的感覺都不一樣。那為甚麼最願意寫舞台劇？
「因為它有難度。」從世俗層面來看，電視劇所獲得的經濟收益和名聲是最大的，但舞台劇對鄒靜之內心的撫慰，或說一澆他心中塊壘的感受則格外歡暢。他說：「我要向更難的地方走。」
具體到電影層面，他相信文本的歸屬是導演，起最主要作用的也是導演，編劇只是伸出一塊跳板，讓導演作出360度或者720度的優美動作。
以他剛剛結束不久的作品《一代宗師》為例，他說：「《一代宗師》是王家衛的苦心，我個人覺得我還是那個伸跳板的人。」鄒靜之寫的量很大，導演拍的量也很大。「但當用東方的那種氣韻的方式剪輯出來時，就像看一幅書法作品，先望望氣——滿紙煙雲，完全是在被氣韻感染，就像一幅草書，整個感覺很東方。」
在鄒靜之看來，《一代宗師》中武林人的儀軌各有各的風範，而不是按部就班起承轉合鋪墊邏輯去講述一個故事。「但如果跟著氣韻走，一路看下來會覺得特別貫通。」他和王家衛認識五年，開始合作這部戲則有四年。他眼中的王家衛是一個溫柔而堅定的人。「他不是那種表面很張揚的人，但骨子裡很堅定，從不爭吵、內心極為堅定的那種，他有一意孤行的勇力。」
鄒靜之說：「一意孤行對任何人來說都需要勇力。」
他個人非常享受和王家衛與徐皓峰在《一代宗師》中的合作。
「徐皓峰對武林的儀軌肯定比我懂的多，又是他介紹我寫這部戲。」原來其實，王家衛最早找鄒靜之本是為了另一部戲，後來陰錯陽差七七八八的原因，三個人就開始了合作。鄒靜之說：「主心骨還是家衛，我是在所謂故事和台詞上做得多一些。最後剪成這樣，也是導演的選擇。」
他個人的享受，反而是寫的過程中突然有了心得。「譬如有一場戲後來被剪掉了，是梁朝偉和章子怡雨下在廊子上偶遇。我曾經跟王家衛說，這場戲寫得還不夠—不夠表明那種黏黏糊糊的關係，但他老說夠了。後來我有一次到開平一看那場戲，他營造的氛圍包括兩個演員和雨的聲音，就明白—真的夠了。」這份心得其實便是，鄒靜之突然意識到，其實電影化的東西還是導演去把關。他原來認為一定要靠情節和語言去支撐的那些東西，如今明白氛圍與表演完全可以取代。
對於眼下中國編劇產業的大環境，鄒靜之認為非常之好。他形容這是一個「寫文字的人最有福報的時代。」
相比原來他寫詩時那個每行詩稿費最高2.5元的時代，如今不管小說版稅還是影視文學都已大大提高—除了他最熱愛的舞台劇還是一直賠錢。「但我樂此不疲。」鄒靜之相信：「人一生可能最需要奮鬥的，就是爭取能幹自己想幹的事，或者在沒達到這一境界時，把自己能幹的事當成想幹的事。」他至今印象最深刻的，都是自己三、四十歲時在公車上看到一位售票員—「那是多艱苦的工作啊，但那位售票員特別快樂、一直和人說笑，高高興興地賣票，我讚美這樣安身立命的人。」他強調：「特別是在當下這個時代，一個願意做好士兵的士兵就是好士兵！」
古典傢具等於美女
鄒靜之情迷古典傢具，人盡皆知。據他的解釋是：「乾隆時代辦千叟宴，認為人活過一百歲就是人瑞，所以東西超過了一百年，也叫瑞。」他認為，古代的東西就像一條時間通道，「你用唐代宋代的斗笠碗喝茶，和用塑料杯子喝茶，那截然不同，喝的時候，可能突然覺得我和蘇東坡、李白有點關係了，這碗就像個時間通道，把你運過去了或者把他運來了。」更重要的是，能看到古時候具體的人對器物的心情。
鄒靜之喜歡高古的東西，因為這種器物，讓人感受到時間、那個時代的存在、以及自身對那個時代的觸碰，有特別愜意和美好的感覺。別人說他是戀物癖，他也的確喜歡古董到「戀」的地步。有一次買了一把古董椅子，白天拉回來，擦得特別漂亮，之後放在家裡一盞射燈下面。「夜裡我故意從樓上下來起夜—其實家裡住複式公寓，樓上有洗手間，就為了打開燈，再看那把椅子，真是美，中國古傢具的美啊。」
鄒靜之也一直相信，中國傢具是道家思想的展示，尤其明式傢具。故而，他看見好的傢具，就和看見美女的感覺一樣—砰然心跳。他笑道：「那種感覺難以言表。」
迷戀文字。迷戀古典家具。迷戀美感。鄒靜之的迷戀，或許本身就是他與創作和時間之間最好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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