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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康延
「當張伯苓穿大袍子笑容可掬地抱著小孫子，當胡適站在門口迎接很多學生教授，在門口一一握手，當看到蔡元培和遊人在草坪上，我就想到做《先生》……」深圳關山月美術館展廳，十個一人多高的紙板並排排列，民國時期的教育大家，以這種形式，與我們對視。
鄧康延聲情並茂的講解穿越了時空，先生們的音容笑貌逐漸有了溫度，感染了我們。這是初見鄧康延的場景，在《先生歸來》的展覽上。在此之前，他所拍的紀錄片《先生》已經聞名遐邇，斬獲「國家記憶2012．致敬歷史記錄者」之年度歷史紀錄片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張瀛戈 李望賢 圖：本報深圳辦傳真
鄧康延對民國時期的歷史有著特殊的感情。當他還是西安的一名地質工程師時，就開始對民國文化名人的結局感興趣。2008年，鄧康延在雲南騰沖拍攝遠征軍紀錄片時，閒逛到老玉市場，隨口問一位老伯是否有舊書賣。對方遞給他幾冊泛黃的民國年間小學課本，他打開一看，頗為吃驚。上面簡約的文字、質樸的插圖，讓他十分著迷。他回憶道：「我與友人在旅店看完小課本後，許久說不出話，那時候課本竟做得那麼好，我覺得是命運的召喚和啟迪，是民國先生饋贈給我的禮物。我感覺到這裡面可能有東西，我就想把這些東西傳遞出去。」
老課本裡的教育大儒
民國時期兵荒馬亂，但是仍有那麼多雜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內容之視野多元化、國際化，電影、繪畫、出版等幾乎都和世界接軌，課本的封面充滿意象。鄧康延想把這些課文做成照片，讓讀者們都能輕易讀懂。恰逢深圳的報紙在約專欄，他便開始撰寫《老課本．新閱讀》，民國教義配上自己的註釋和點評，引起巨大的反響。2011年，專欄集結成書一面世，在兩岸三地大賣，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授權出版，三天內賣掉1000冊，掀起了一股閱讀老課本的熱潮。
隨著深入的了解，他發現編寫老課本的竟然有蔡元培與胡適這些名家。「這些教材裡濃縮的是一個時代，是一代人對教育理念的認知，是我們無法抹去的影像，所以，我想要把他們從那段歷史裡找出來」。
2010年，鄧康延和深圳一些志願者去美國華盛頓國家檔案館查找抗戰時期的影像，無意中找到了一些畫面：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友人站在草地上，談笑風生；胡適在北大紅樓門口，和學者一一握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穿著長衫，笑容可掬，懷裡還抱著個小娃娃。
這些畫面一下子觸動了鄧康延，加上此前的積澱，拍攝民國系列教育大儒的想法，迅速在他腦海裡形成。
經過商議，鄧康延和他的團隊最終選定了10位學者，其中有6位是大學校長，3位從事鄉村教育，還有一位是崇尚獨立自由的學者。他們分別是蔡元培、梅貽琦、陳寅恪、胡適、馬相伯、張伯苓、陶行知、竺可楨、晏陽初、梁漱溟。
醞釀近十年，籌備兩年多，拍攝近一年，召集了幾十人，組成了四個團隊，採訪上百人。鄧康延和他的團隊尋訪這些先生的後人和學生，到訪他們的故鄉和教學場所，揭示中國教育的宏觀走向和個性榜樣，梳理中國教育百年間的重大事件、觀念嬗變。在拍攝的過程中，還意外挖掘出一段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負責胡適這一集的團隊在安徽胡適故居裡，遇上了一個打扮樣貌均十分像農民的管理員，一問一下，竟然是胡適的遠房姪子，其祖父和胡適是宗族至友，常有書信往來。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團隊幫他買了一張機票邀他到台灣胡適墓園和胡適紀念館。令鄧康延他們意外的是，當工作人員在做拍攝前期準備時，這個和胡適未曾謀面的後輩，溜進紀念館，跪在那幅胡適畫像前，開始抽泣。
1962年，胡適因突發心臟病去世，台灣30萬人為他送行。可在老家績溪上莊，知道這個消息的人卻沒有幾個。半個世紀後，在台北胡適墓園裡，他的姪子帶來了家鄉特有的金山時雨茶，他從懷裡掏出一隻保溫杯，擰開蓋子，把茶水灑在地上，對著墓碑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啟迪民族之覺醒
鄧康延拍攝的《先生》，裡面有大學校長、民辦教育家及自由學者，他們的人生歷練、思想倫理和個性修為，以及他們為民國課本撰寫的經典內容，都值得大家深思，「那些背影，是一個民族的正面」。然而當代教育卻令人頻頻搖頭，先生們的精神在時代的洪流中漸漸消失，甚至被歪曲。在拍攝這輯紀錄片時，大陸內外的不同遭遇也讓鄧康延深有體悟。
在美國、台灣查閱資料都是免費的，而且對方看到人們如獲至寶地對待那些珍貴的老影像，他們也覺得開心，覺得自己的收藏是有價值的。但在中國，僅僅是想要拍攝一個北大紅樓舊址的現場，卻被告知「參觀可以，拍攝不行」。鄧康延遙望著先生在北大紅樓的錚錚傲骨，卻要為今日同胞的無理阻攔而不得不放棄，他不無遺憾，「有些東西不是錢的事，是意識。」
在拍攝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時，也遭遇了類似的問題。導演及團隊走訪了兩岸清華園。拍攝時正值清華百年校慶，他們希望採訪清華大學現任校長，讓他講講清華發展的脈絡，但多番聯繫，得到的答覆始終是「校長忙於事務不便接受採訪」。而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攝製組很輕鬆就進入了校園，並且見到了那裡的校長。鄧康延常常回想，梅貽琦先生自稱是跑龍套的，他器重大師，以教授治校辦學，經常說一句話：「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
時過境遷，舊時的環境也許以「文物」的形式留存下來，但百年前先生們提出的呼喊卻已經慢慢消失。教育學者孫雲曉站在陶行知的畫像面前，對鄧康延說：「老先生七八十年前就在倡導生活教育，我們現在不要說遵從、發展，比七十年前反而是倒退了。」
在鄧康延的鏡頭下，隨著老人的去世，隨著街道的遷拆，歷史被人忘卻甚至被篡改。其實，紀錄不是為了重構甚麼，而是為了保留傳承，這才是歷史的意義。
追尋先生的足跡
對鄧康延來說，完成《先生》系列紀錄片就是完成一次修行。沒有大成本的投資創作，沒有富裕的拍攝資金，鄧康延和他的團隊，用一種信念在堅守著修行。有人曾說，為名人立傳無非是想假借名人之手為自己揚名，但是對鄧康延而言，這些被封藏的名人生平不需要故事來堆砌。
「張伯苓至死都未能再進自己一手創辦的南開大門，但是他給南開學子留下遺囑：『竭盡所能，合群團結，為公為國，擁護人民政府，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胡適在美國得知內地大肆批判他的文章和文風時，他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心平氣和地讓別人找來批判他的文章，斟酌字句，批文註釋。他們的結局都很淒涼，但他們有太多對學子的期待。馬祥波說，我就是一隻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先生倡導的是民主自由博愛，不受強權支配，知識是自由的領域，所以他們要『敢為天下先』。他們不因個人受到的不公，轉而抨擊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國家。他們沒有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謙卑溫潤地用包容的胸襟來傳道授業，樹立一個個教育典範。如果當今他們這樣的人能夠多一些，我們的教育也許會少一些不正之風。」這是對比當下的社會現狀，鄧康延最深的感慨。
再不拍就來不及了！
來自西安的鄧康延，曾任職《深圳青年》策劃總監、香港《鳳凰週刊》主編，被廣東媒體稱之為「嶺南才子」，在散文、詩歌、雜文、紀實、小品文、影視歌詞等等都頗有建樹，他的散文，曾在1996年創下《讀者》轉載之最。而今，他最常被冠上的頭銜是知名民間紀錄片製作人。
2003年，鄧康延還在《鳳凰週刊》任主編，一次聚會中聽到朋友講述在雲南耳聞目睹的許多遠征軍老兵的悲壯故事，淚流滿面的鄧康延突然站起身來說：「我要去為他們拍紀錄片，哪怕辭了現職。」幾個月後，鄧康延果真擱下了主編職務，前往雲南，準備拍攝一部關於遠征軍的10集紀錄片。但由於投資問題，計劃暫時擱置，直到2005年，越眾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應憲找到他，邀請其成立影視公司時，他又把這個事情拾起來，開始了拍攝紀錄片的漫漫長路。
在國外，紀錄片通常有國家基金支持，早期即被電視頻道高價收購，廣告商買單，用戶付費，形成良性的循環。在中國拍紀錄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民間機構的身份拍紀錄片，更是難上加難。面臨著體制衝突，市場沒有建立起來，很多頻道沒有紀錄片生存的空間，沒有資金，舉步維艱。然而，在鄧康延看來，有些紀錄片再不拍，就來不及了，可能連當事人都沒了。「拍《先生》的時候，很多先生的後人和學生幾乎都不在了。在拍攝馬相伯時，攝製組採訪了復旦大學教授朱維錚，片子還沒做完，老先生已經仙逝。」
在鄧康延來看，自己並不算是成功的商人，沒有利潤最大化的雄心，拍攝的也並不是一般商家青睞的項目。但懷揣熱血和真誠去記錄歷史的苦心，讓他拍出來的系列片子皆有所成。他拍攝的《尋找少校》獲得2008-2009年度中國電視紀錄片長片「十佳作品」。這是國內官方最為權威的紀錄片獎項，多由數家公立大型電視台或電視製作中心獲得，極少頒發給像鄧康延這樣的民間製作者。《發現少校》則在美國休斯敦國際電影節上獲得長篇紀錄片金獎。除了《尋找少校》、《發現少校》外，《深圳記憶》等紀錄片也先後獲得多個國內外紀錄片獎項，其他有些獎項甚至極少頒給來自民間的作品。
「我還沒找到紀錄片合適的商業模式。」鄧康延認為，當GDP發展到一定程度，紀錄片的收視人群一定會上升。「想拍，先拍，拍完之後再想市場推廣，屢試不爽。努力去做，慢慢會被社會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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