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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九龍西)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政府為免增加香港人口壓力，於1999年就吳嘉玲案向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當時政府的做法引起了「行政干預司法」的巨大爭議。其後，2001年莊豐源案中，政府為免引起爭議，沒有再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事實上，釋法權如何行使，《基本法》並未規定，政府於吳嘉玲案提請釋法，只是希望樹立一套基於《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有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機制。如今，政府當年的人口憂慮都已變成了現實壓力，人大常委會當年釋法，也確使香港避免了更大的人口問題。
有關香港的司法獨立及《基本法》釋法權的爭議是由1999年起的一系列居港權案件引起的。而問題的根結就在於《基本法》第158條同時保留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中國法傳統）及香港法院（普通法傳統）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且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應由香港終審法院提起。
政府提請釋法可樹立機制
在吳嘉玲居港權一案中，香港終審法院自行對《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解釋，使得香港瞬間增添了167萬永久居民。政府為此大為憂慮這些居民一旦到港，將給香港社會資源造成巨大壓力，於是在1999年5月份根據《基本法》第43條、48條規定的行政執法權向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從而繞開了香港終審法院。人大常委會隨後對爭議條款做出了不同的解釋。港府此舉引發了極大的爭議，因為根據普通法三權分立的傳統，釋法權屬法院的司法範圍，政府此舉涉嫌「行政干預司法」，故而被指摘破壞了香港的司法獨立。
其後，2001年的莊豐源案又涉及《基本法》第24條的解釋。終審法院認為第24條提到的「雙非兒童」，即父母雙方均不是香港永久居民，而小孩在香港出生，就可享有永久居留權。此判決之後引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反應，表達了其不同意終審法院對第24條的解釋及判決。但為了避免再次捲入爭議，政府沒有就第24條再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如今距離上述兩個案例已過去了十多年，回頭來看，首先從法理上講，政府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否就完全沒有任何法理依據？其實不然。《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規定，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釋法權，但該釋法權如何行使，《基本法》並未規定。按中國法的傳統，《基本法》作為一項中國全國性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全可以自行解釋，無需任何機構提請。但是自1997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此種方式對《基本法》只解釋了4次。吳嘉玲案在終審法院拒絕根據第158條第3款提請釋法的情況下，由政府依據行政執法權提請釋法，在形式上，這是希望樹立一套基於第158條第1款，有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機制，但當時政府的做法卻引起了巨大爭議。
釋法也是維護香港利益
如今，政府當年的憂慮都已變成了現實壓力。莊豐源案後，大量內地孕婦來港產子，造成醫院床位不足，中小學學位荒問題隨之顯現，港人的態度亦開始調轉。終於，2012年的「蝗蟲論」引發了部分港澳人士與內地人展開罵戰，限制雙非人士來港產子的政策得以出台。若從保護港人利益出發，當年政府提請釋法亦是為維護香港利益而採取的無奈之舉。而人大常委會對吳嘉玲案做出的不同解釋，也確使香港避免了更大的人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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