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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熾華
如果為香港通往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搭一座橋，那麼，《基本法》第45條就已經把達至普選的順序、方法、原則規定得十分完備；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6日規定的普選「五步曲」和2007年12月規定的普選行政長官時間表，又以憲制性規定為普選之橋打下了堅定、扎實的橋墩。今年3月，喬曉陽主任委員代表中央政府言簡意賅地把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概述為三個「堅定不移」：即中央落實香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官的普選必須依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規定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和不能與中央對抗的原則是堅定不移的。但是，戴耀廷和所謂「真普聯」，卻發起拆毀這座民主普選之橋，要以「佔領中環」為「香港核爆」，將通往普選之橋炸掉。因此，破壞真普選不是別人，恰恰是高喊「民主」最響亮的反對派自己，破壞的先鋒又是戴耀廷等三名發起「佔中」的學者和牧師。
自毀普選橋身 損民生之基
美國著名哲學家、密西根大學教授、以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見長的專家卡爾．柯恩（Carl Cohen），在其名著《民主概論》（Democracy）一書中就開宗明義指出：民主之路首先要有前提和條件，「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社會的存在和對社會的自我認同，要是沒有社會的存在也就沒有理由需要以管理社會的民主了。」香港社會達到了「社會存在」和「自我認同」沒有呢？本來應有，但被反對派毀了。
其一，民主普選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一個社會，大家可以在這個社會的範圍內活動。因普選的過程是集體參與的過程。要使這一過程能夠進行下去，一定要形成一個群體，群體的成員有某種共同的利害關係決心結合在一起，才能參與共同的事務。「無論哪種社會，要實現民主就要求社會成員必須認識到自己是（或被認為是）該社會的成員。這是絕不可少的」（引柯恩原文，下同）。香港16年前已從殖民管治回歸中國，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但是，反對派及其「學者」卻要「佔中」，摧毀這個香港人賴以生存的心臟。近期的示威遊行，更有人舉起「光復香港」的旗幟。這說明他們並不認為他們是香港已經回歸中國這一社會的成員，甚至在反對回歸，反中亂港，拆毀這一絕大多數港人認可的、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社會。這又如何可通往民主普選之橋呢？
就「自我認同」而言，「佔中」發起人等更未構成民主普選前提的要求。「真普聯」反對2017年普選應按《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憲制規定，是無視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反對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和不能對抗中央的底線，是妄圖把2017年普選當作香港「政治實體」的普選，否定「一國」之內的特別行政區選舉。這種既不認同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也反對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普選」，恰恰否定香港已經回歸中國這一社會的存在，也不認同自己是特區政府領導下的中國香港人。戴耀廷及「真普聯」逆民主把普選的「橋身」拆掉。
普選若不成 「佔中」者須負責
其二，民主的第二個前提是「理性」。柯恩指出：「如果人類不能聯合在一起制定法則並服從所指定的法則；如果人類不能互相講理、互相理解，那就有理由說民主只是空想，因為它要求的前提根本就不存在。」理性具體表現為遵守共同的社會契約，香港的共同契約是《基本法》。但「佔中」卻反其道而行，要以暴力佔領中環，癱瘓金融，阻塞交通，對抗執法，知法犯法，表現了極端的、少數人獨裁的「雅各賓派」專政和法西斯組織的瘋狂和不理性。「佔中」的不妥協，令民主普選永遠達不到共同的目標。抽去了已經鋪設好了的民主橋樑兩塊最重要的橋身，怎能稱他們的主張是「真普選」呢？
可以預言：在極端瘋狂的「佔領中環」民主狂犬病發作下，通往2017年民主普選行政長官之橋正岌岌可危。由此也可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的決定指「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中，用「可以」而不是用「一定要」，因有人興風作浪破壞普選又如何實行呢？果然，「佔中」者正在安裝炸藥和引信，要炸毀通往2017年普選之橋，屆時不可以普選，戴耀廷及「真普聯」的政客們要負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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