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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鴻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發表署名文章，現譯載如下：
現時圍繞香港政策問題展開的討論，動輒走向政治化。但凡對香港的發展史略有了解、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認為此種行為荒謬可笑。
比如在解決年輕一代的住房問題上，一些所謂「民主派」中的年輕政客天真並滿懷信心地在媒體上反覆陳述，若行政長官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那麼這個問題必然會根除。然而即便是美國等實施普選權的所謂「民主標杆」國家，類似的年輕人住房問題也從未被妥善解決過。
作為一種實現民主的制度工具，普選至關重要。但它並不是目的本身，也絕對不是治癒任何社會和政治弊病的靈丹妙藥。香港在經歷了10年的資產泡沫，以及自1997年以來為期15年的長期經濟停滯之後，人們可能感到絕望，不知該何去何從，轉而開始迷信普選。但普選並不會幫助人民和社會走出目前的困境。
普選非解決社會問題靈丹妙藥
回歸後香港社會、經濟環境的一系列變化，可能是如今香港泛政治化的原因之一。回歸前，殖民時代的政治牢牢掌握在英國人手中。面對任何可能產生政治影響的挑戰，英國統治者並不需要也不希望改變政治現狀，它只是單純地把這些挑戰變成運用經濟手段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九七之後，自由主義的思想由大量繼承殖民秩序的技術型官僚來維護。而特區政府由中央政府任命，並未承襲原有的殖民制度。行政長官在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體系中享有所有行政權力，理論上，他可以調動資源，在公共領域挑戰和改變自殖民時期沿襲下來的經濟秩序。但在現實操作中，行政長官如不贊成維護經濟寡頭利益，政治就會出現根本性的衝突。
至於香港學界，一直唯刊登在英美期刊上的論文馬首是瞻，從而忽略了香港自身的問題和議題，因為關於這些議題的調查和研究在英美學術界很少受到關注。隨著學界從政治對話和實踐中大規模撤退，商業化的媒體和一些從屬或結盟於某些政黨的公共知識分子似乎主宰了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後者往往更依賴前者，因為媒體控制著更廣泛的受眾。而香港政策問題的過度政治化，可能正是從這裡開始。
政治化使政治語言發生轉變，把政治理想化、神聖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理想化和神聖化某些特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概念。對反對派來說，他們提出的政治設想並不是用來討論和談判的，而是實現夢想和解決問題的終極真理。他們希望毫不妥協地被別人接受，並認為如果提出反對就是對民主和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的反對。
泛政治化絕非港人之福
民主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標準藍圖。民主一直廣泛和靈活地接受著改變、妥協和創新。英國人的民主不同於美國人的民主，盎格魯-撒克遜的民主也不同於德國人或者中歐人和北歐人的民主。隨著時間流逝，國家體制也會發生變化，所以美國已成文的憲法會有許多修正案，更別說英國不成文憲法了。而在具體實施中，民主制度和程式的變化和差異會變得更大。
最後談談媒體。香港的一些所謂的主流媒體關於民主的討論，已經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民主發展的歷史現實。在主流媒體和政治討論的帶領下，以及在許多對香港民主存在錯誤理解的學者影響下，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和教育程度不足的人群，變得愈發政治化。
媒體的中立早已不復存在。關於爭取民主的討論和報道很少觸及那些借鑒歷史經驗而進行的啟發性思考，由此形成了某種社會封閉，阻止任何形式的政治創新和選擇。目前幾乎對每一項政策，每一個社會、經濟、民生問題的討論，都被政治化，變成變相的政治權力鬥爭。將於2017年和2020年舉行的特首普選和立法會普選，勢必成為政治惡鬥的戰場，這絕非港人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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