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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凡是「獨立」或「自主」的藝術追求，恐怕不僅僅是商業性或娛樂性的行為，而是帶有若干自我「超越」（transcendence）性質的夢想；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美學理論》（Aesthetic Theory）一書早就指出，藝術總是具有雙重性格：「藝術的雙重性格在美學現象中直接顯現，此雙重性格一方面與經驗現實及社會的功能關係有所區隔，但同時也作為經驗現實與社會功能關係的一環。」是的，美學現象既是美學範疇裡的事情，也是社會範疇裡的事實，這雙重性格往往並行不悖。
此所以「自主」並不否定「市場化」，只是不願意降格「媚俗」，那麼，從電影到音樂，從時裝到髮型，從展覽到舞台，從網絡到街頭，市場和媒體還是要兼顧的，那麼，如何能讓前衛藝術的品質與底蘊「保鮮」？如何能讓「自主精神」不致變質？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主體與權力》一文中，將「權力」的運作維繫在「自由」（及「自主」）的可能性之上，他將「自由」定義為「可能性的開放」，那麼，單薄的個體，小寫的「我」，在面對社會的大體制之時，如何能持續「自由」或「自主」？福柯為「權力的施展」定義為「結構化的可能性行為」，此一定義，也正好回應了「針對他人行為的行為模式」。
換句話說，不必追問「可能性」能否繼續寄寓於已然「結構化」、「組織化」的行為之中，從本源來說，「可能性」難道不就是無法被構造、被建構、被組織的非結構場域嗎？排除了本質主義的疑問，「可能性的場域」依然敞開，但它從來都不是徹底敞開，必須承認：在某種程度上，「逃生門」已經緊閉了，但那不是絕望和終結，倒恰恰是希望的開端，亦即「可能性」邁步走向「自由」及「自主」最重要的時刻。
「自主文化」一詞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降，日漸流行，以當時大盛的樂隊文化而言，indie也者，往往指向那些來自「草根階層」的「自主小子」（indie kids），他們反建制、反權威、反主流、反正統、反社會、反文化……一句話，本質就是反叛，甚至幾乎成為反叛的同義詞。
非常諷刺的是，這些indie kids很快便從「無名者」成為舉世皆知的新「偶像」，比如幾個「利物浦小子」瞬即成為瘋魔全球的Beatles，又比如當時的「嬉皮士」（hippies）和「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陸陸續續走向建制，並且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化新建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後，江山代有人才出，不同形式的「情緒文化」（emo culture）相繼崛興。
沒有任何事物是永恆不變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早就看得非常通透，他說：「萬物皆流，無物常駐」。Indie-topia永遠是一場接一場的「文化自主運動」，故此，永遠不可能以明日（或今日）之「非」否證今日（或昨日）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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