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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哲學及漢學家于連。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法國漢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其涵蓋面也十分廣──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數學等方面均無所不包。從十六世紀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開始接觸翻譯儒家經典對晚近漢學家對儒學的系統研究，西方漢學界尤其是法國漢學界對儒學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王論躍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座，除在席上探討了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外（見上期：〈中國思想史研究：何種模式？〉），亦簡介了西方漢學的起源及法國漢學界在儒學研究上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西方漢學的發端或前漢學時期
王論躍教授表示，西方漢學研究始於明朝時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在華期間，他廣交士人及官吏，一方面向他們傳播天主教教義及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亦著書立說，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他用意大利文寫的日記後來經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譯為拉丁文，於1615年出版，取名《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或《利瑪竇中國札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另一位早期的漢學家則為比利時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與利瑪竇一樣，柏應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自1659年抵華開始，他二十年來輾轉在多個中國城市傳教，並潛心研究，以求貫通中西之學。1682年，柏應理回到歐洲，赴羅馬朝見教皇英諾森十一世，並獻上四百餘卷由傳教士編纂的中國文獻，這批書遂入藏梵蒂岡圖書館，成為該館早期漢籍藏本。往後十年在歐洲期間，他先後發表多部拉丁文著作，傳播和介紹中國文化，當中以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國賢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書影響最為深遠。他又教授漢語，將有關資料、知識介紹和傳授給一些對研究中國問題感興趣的專家學者，為他們的研究提供幫助。
法國新近儒學研究：于連現象
在利瑪竇及柏應理的傳播下，法國亦漸漸興起漢學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十七十八世紀時來華傳教的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9）、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宋君榮（Antoine Gaubil，1689-1759）等；十九世紀時法蘭西學院前兩任漢學教授（1814年設立此教席）的雷慕莎（Abel Rémusat，1788-1832）、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再接下去有愛德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人。
當中，于連（Francois Jullien，1951-）為法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及漢學家。他通曉希臘及中國的古典文化，擅長從審美、推理、道德、智慧等各概念反詰追問，以中國的思想模式來顛覆西方哲學中一些不證自明之理，使西方哲學界對不同領域中的中國觀得以更新。他的寫作速度驚人，到目前已經出版了二十餘部漢學與哲學論著。比較重要的著作有：《過程與創造：中國文人思想導論》（Procès ou création. Une introduction à la pensée des lettrés chinois）、《勢：中國的效率歷史》（La Propension des choses. Pour une histoire de l’efficacité en Chine）、《內在之象：〈易經〉的哲學解讀》（Figures de l’immanence. Pour une 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Yi-king, le《Classique du changement 》）。
在《過程與創造：中國文人思想導論》中，于連將「過程」視為「中國世界觀的基本表徵」，並將它與「在其他地方，尤其在西方所熟知的人類學、哲學模式」對立起來。他參照了王夫之的《張子〈正蒙〉註》以及《周易外傳》、《周易內傳》，以王夫之的思想為例來說明中國哲學的過程性。他這樣說：「過程總是自成的。它以自身為模式，又是卓越的典範。既沒有外來干涉，又沒有外加的規範：我們徹底遠離如同所有『創造』原型都必需的『創造者』。」在《內在之象：〈易經〉的哲學解讀》的序言中，他又說明了為什麼對此書的解釋不可以仍然停留在孔子時期，但亦不能完全試圖獨立於那時期的解讀：「在兩千多年以來的不同時期，這一經典成為了巨大的詮釋對象。中國人不斷依據其特殊的關懷重新思考《易經》，同時將它視作主要的思考工具。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甚至可以說通過《易經》的閱讀或者更準確地說以這種閱讀為起點，中國的思想得到了周期性的更新。三世紀的王弼以及十一世紀開始乃至後幾個世紀反對佛教影響的理學家都是如此。」王論躍教授表示，于連於是將《易經》與代表某一時代所有癥結的決定性問題相對照，在最明確、最連貫的概念環境中考察這一經典，並在此基礎上設問：「我們是否應該更有能力覺察這一文本究竟有什麼用？有什麼的意義？」這樣的構想促使他選取王夫之的哲學作為立腳點。《易經》的閱讀位於王夫之的思想的中心，他正是建築於此來發現屬於自然或者歷史的過程的理性。另外，通過王夫之論理的細膩、大膽、精確、嚴格，于連希望說明中國人並不總是依賴知覺，不重邏輯。
結語
王論躍教授指出，西方漢學家中談過程的其實不止于連一人；美國漢學家安樂哲（Roger T. Ames）與郝大維（David L. Hall）也非常喜歡談論中國哲學的過程性，並從達爾文、懷特海、杜威等人的著作中尋找理論根據。儒學研究為西方哲學提供了新的開發點，當中，法國的人文思想尤以其形式新穎而常帶來廣泛的討論，值得我們關注。（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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