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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近代中日古籍的移動及其背景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3-08-14]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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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守敬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中日書籍往來的歷史十分悠久。一方面,中國的使者、留學生、僧侶及商人把中國的古籍帶到日本去,另一方面,到中國的日本人以及到長崎工作的中國商人亦會把日本的書籍帶回中國。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部陳捷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座,便簡述了近代中日古籍交流的背景及情況。

明治前期中日古籍的往來

 日本江戶幕府統治期間,從寬永16年(1639年)始,到嘉永6年(1853年)為止,實行了所謂的閉關鎖國政策,為了取締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傳播,他們將與國外的貿易關係只限於平戶和長崎;除奉書船外,嚴禁一切船隻出海航行,並禁止日本人通航於海外,極大地阻礙了日本與外界的交往。明治維新以後,國禁大開,一些關心海外的人士紛紛打點行裝出遊,通過學習西方,落後的封建制度得到改革。留洋的知識分子,如: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把西方文化、典章制度以及技術帶回日本,「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了物質與生活習慣上西化的轉變外,日本人的思想與觀念亦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此外,西方外交官、外國人教師、旅行者等亦相繼到日本工作及旅遊,間接造成了日本古籍的外流。比方說,英國外交官薩道愛之助 (Sir 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於1862年至1900年間均逗留在日本,1900年至1906年轉任駐清公使常駐北京,他便順理成章地把日本的書籍帶到中國,後來又把中日的藏書都帶回大英圖書館、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圖書館等。

 陳捷教授指出,明治初期日本所在的古籍亦會透過旅行者及商業渠道出入中國。長崎漢方醫生岡田穆(1820-1903)在其旅行日記《滬吳日記》中便曾提及自己曾於明治五年(1872)訪問上海、蘇州。他依其所見所聞,客觀地以旁觀者、局外人的視角記述了中國社會各行各業的狀況。他對中國的醫藥古籍特別有興趣,對兩地這方面書本的交流作出了貢獻。而三木佐助(1852-1925)回憶錄《玉淵叢話》(1901)有載,他與住在神戶的廣東華僑麥梅生合作,於1871至1879年間在廣東銷售日本進口書籍,也出售了《外台秘方》、《東醫寶鑑》(享保9年官版)、《醫宗金鑑》的和刻版木及其他在中國已經絕版的書。1877年,日本人岸田吟香於上海成立樂善堂,翻印中文典籍出售。當時,中國的主流出版物是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但這些著作多為木刻印刷,卷帙浩繁,不便攜帶,及至岸田用銅版活字,印刷小字袖珍本之後,因攜帶便利,吸引了全國上下爭相購買,並運至海外,大大促進了中國書籍在日的流通。

藏書家及公使的古籍蒐集

 方功惠為清朝時有名的藏書家,他任廣州通判時便注意到自日本傳來的漢籍,於是在光緒初期便遣人赴日蒐集善本,購得諸如日本曼殊院、尾張菊地氏、知止堂乃至佐伯文庫之舊藏。佐伯文庫為日本著名私家藏書,其歷史甚至早於中國的天一閣,館藏豐富。他在廣州建有「碧琳琅館」、「十文選齋」、「玉笥山房」等,藏書數目達二十餘萬卷,部分藏書現流傳至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方功惠是最早關注日本所存之古漢籍並積極蒐集的人物,比楊守敬至日本訪書還早數年。

 根據陳捷教授介紹,清國公使館的設置與古籍蒐集活動始於1877年11月16日,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李經方及汪鳳藻等公使均積極從日本蒐集漢籍,並因此造就了楊守敬著名的的訪書活動。楊守敬(1839-1915)出生於商人之家,24歲中舉,唯此後多次到北京參加會試均落第。在此期間,他有機會與在北京學者文人交流,大大擴展了學術方面的見識。1880年4月,楊守敬再次會試落第,於是他便受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之邀,攜家前往日本。他注意到日本傳存中國古籍的情況,於是開始收集。在《鄰蘇老人年譜》中,他表示:「先是余初到日本、遊於市上、多未見者。雖不能購、而心識之。幸所攜漢魏六朝碑版亦多日人未見、又古錢古印為日本人所羨、以有易無、遂盈筐篋。」1881年,楊守敬正式成為公使館隨員,隨著他與日本朝野人士(森立之、向山黃村、町田久成、島田蕃根等)交際範圍越來越廣,他的古書蒐集收穫也越來越多。1882年,何如璋歸國,黎庶昌赴日繼任駐日公使,楊守敬撰《日本訪書緣起條例》,得到黎庶昌支持。黎庶昌決意編撰刊刻《古逸叢書》,並委任楊守敬全力董理其事。「守敬日與刻工磋磨善惡,又應接日本文學士,夜則校書,刻無寧晷。」除了公使館日常事務之外,他還搜求校勘古籍和監督指導刊刻工作。光緒八年至十年,楊守敬協助黎庶昌刻成《古逸叢書》,共二十六種,計二百卷,多為當時國內已失傳的秘本。1884年,他攜帶數十萬卷藏書回國,收穫驚人。

結語

 陳捷教授表示,明治後期、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訪日的中國藏書家包括有李盛鐸(1859-1934)、羅振玉(1866-1940)、繆荃孫(1844-1919)等。他們都從日本搜獲不少中國古籍,對近代化圖書館建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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