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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在《養生主》中，提出了「順任自然」的應世原則；並以刀為喻，勸人要依乎天理，說宰牛時要「批大隙」（落刀於縫罅間）、「導大窾」（引刀在通空處），切忌觸及「枝經肯綮」（盤筋錯節），以喻人要避開生命險阻，以保持真生命。此外，莊子又提出了「神遇」一原則去解決困難；可是，「神遇」一詞意義有點含糊。至少，其不能清晰解答：當人遇上一般道德難題時，人應如何抉擇呢？譬如說，國難當前，人應隱居避世？以身許國？抑或還有他選？哪一個抉擇方才符合「神遇」的原則？在《養生主》一文中，答案似乎找不到。
幸好，在《人間世》一文，莊子明示了答案。云：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事其親者，......孝之至也；事其君者，......忠之盛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譯文：
「天下有兩道法則：一是命，另一是義。子女愛護父母，是命，這是人心中無法放下的；臣子事奉君主，是義，......子女奉養父母......是孝的極至；臣子事奉君主，......是忠的極點......明知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至人） 仍安然接受命運之安排，這就是德的極點了。......（人）哪還有空閒去體味生的喜悅、厭惡死的不快呢？」
順應本性而行無差異
從此看出，莊子的「依從天理」或「神遇」原則，其實只是率性而行而已，也就是孟子的本心了。上文所說：人一見到父母，心中就湧現孝敬；一看到君上，就流露尊敬。這是心之屬性，莊、孟並無差異。不同的只是：孟子對這種情感加以肯定，然後強化、擴充，使之成為人生價值，進而建立一個莊嚴的人文世界。而莊子，並不以此為人生追求的價值，雖然，此心與事物交會時，也會綻放光芒；但是，莊子並不以此為大不了。他認為「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虛靜的心靈產生光輝，吉祥停留在心止之處），只是很自然的事，人不必訝異，更毋須歡喜。更況且，倘把之推廣、擴充，對人生也不一定帶來幸福。
履行心靈責任屬自然
儒道相通，查良鏞（金庸）先生似也有此看法。《神鵰俠侶》第三十九回，說蒙古大軍南下猛攻襄陽，書云：「黃藥師、一燈、周伯通等輩，本來都是超然物外、不理世事的高士，但襄陽存亡關係重大，......在此一戰，卻不由他們袖手不顧。」無論人多淡薄，一觸動惻隱，良知就發動。是故，金庸筆下的道家人物，王重陽、丘處機、張三丰、武當七子，無一不是行俠仗義之士。
同理，諸葛亮草廬雖掛上「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匾額；但內心深處，是推不了「奸臣竊命......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的道德呼喚的。因為，莊子之神遇、儒者之本性，本是一心。唐君毅先生說：「如所見游水者之長於水則安於水，......是方為（回）復性命之情者......，亦即莊子養生篇，所謂以神遇物之事也。」《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也是此理。
這兩個星期學校期考，筆者身心俱累，每每挑燈夜改，奢望發回學生習作；有時通宵達旦，真是「遁天背情」（遠離天性違反人情）可是，要順着自然生命去倒頭大睡，內心卻又惶恐！一時難以分辨哪一種抉擇方合人性。直至前幾天，偶讀港大教育系梁貫成博士的訪問，他說快樂學習，理應包括延後成功所得的快樂。這給予筆者很大的啟示：原來自然之道，也包括心靈嚮往，履行責任也屬自然。儒道，本是一家親。■圃丁
作者簡介：現職中文教師，大學畢業之後，全情投入教育事業之中，一晃眼30多年。知命之後，回歸中國文化；躬耕校園一隅，推廣儒道，自得其樂。
隔星期三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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