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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已是研究中國俗文學史的經典之作。
黃仲鳴
研究中國俗文學，鄭振鐸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已被譽為經典。不過，他把通俗文學、俗文學、大眾文學及民間文學的定義等同，已不適合今時今日；當代通俗文學的涵義已變形。他舉出俗文學有六大特點：
（一）大眾的：出生於民間，為民眾所寫作，為民眾而生存，為民眾所嗜好。
（二）為無名的集體創作：不知作者為誰，在代代流傳時，不斷受到許多無名作者的潤改。
（三）口傳的：早期流傳於眾人之口，具有很強的流動性，當被文字寫下來時，才有固定的形式。
（四）新鮮而粗鄙：充滿原始生命力。
（五）奔放的想像力。
（六）勇於引進新的東西。
至於種類，概括為：詩歌、民歌、民謠、初期詞曲、白話小說、戲曲、講唱文學、遊戲文章。這種為大眾「目有同視，耳有同聞，口有同味，心有同好和詞有同飾」的俗行文學，與當代的通俗文學已有所迥異。即是古代的民間文學已不等於現行的通俗文學。民間文學多流播於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社會，在社會形態改變、城市急劇發展、印刷媒體漸趨發達下，民間文學的口口相傳已鮮見，進而受到一些文學生產者隨着時代的需要而製造，消費者（受眾）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
民國以來，香港的通俗文學發展，迭有變化。早期作品仍存有傳統通俗文學的「體」，不少作者採納筆記、粵謳、班本、龍舟、戲曲等形式來創作，但已非來自民間大眾的相傳，而是有為的，或是作者個人的喜好，或是對時代的感喟，或是因應政治上的需要。例如粵謳作者，有晚清的鄭貫公，民國的黃言情、吳灞陵，直至四〇年代的蘆狄等，創作者仍大不乏人。另如鄭貫公的班本，吳灞陵的龍舟，樓棲的採茶戲等，都是以舊形式注入了新內容，緊貼時代的需求。至於筆記體，早期的作者大都是喜為之，如何筱仙、何恭第、孫受匡、羅澧銘等。粵謳、班本、龍舟都是粵港文學的特有品種，不過，五〇年代以後，這些「民間形式」作品，在香港已不復見了。
一九八九年重慶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第十九冊通俗文學卷，大量收納歌謠、說唱文學、通俗故事等。換言之，大陸的學者仍將通俗文學等同於民間文學，是鄭振鐸名副其實的「信徒」。
鄭振鐸說，許多「俗文學產生於大眾之中，為大眾而寫作，表現着中國過去最大多數人民的痛苦和呼籲，歡愉和煩悶，戀愛的享受和別離的愁嘆，生活壓迫的反響，以及對於政治黑暗的抗爭；他們表現着另一個社會，另一種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國。」鄭振鐸指的雖是古代俗文學，但俗文學生於大眾之中，刞是事實；今之通俗文學，何嘗不是。通俗文學的內容和形式是隨時世而變的，但，鄭振鐸之言卻不會變。
研究中國俗文學的著作不少，論經典，還數鄭振鐸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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