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寫作與閱讀是傳遞文明與友愛的工具，也是相互了解的工具。中日之間過往的歷史，使得相互了解變得更加重要。從這個意義上看，則越來越多的聯結兩國國民情感與人文的書籍，是極為寶貴的資源。■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如今在中日兩國的書店中，既有民國時期大家們所寫作的有關日本的經典書籍，也有當今中日兩國學者合作共同完成的學術成果；同樣也有文化傳媒界人士對兩國文化的介紹和比較之作。寫作是一種思想的表達，閱讀則是一種思想的學習。當一衣帶水成為閱讀的思維時，則友愛精神便能夠在文化的土壤中不斷成長。
經典之作，百看不厭
如今不少讀者喜歡蔣百里和戴季陶撰寫的涉日書籍。蔣百里和戴季陶，都是國民政府時期的高官。蔣百里所作的《國防論》以及戴季陶所作的《日本論》，直至今日，都是華人社會研讀日本以及了解那個時代中國人對日本詮釋方法的經典之作。越是在時局緊張的時刻，則重溫早期中國旅日人士所寫的專著，越能夠健全國民大眾正確與全面的外交思維和大國心態。能夠促使民眾樹立從理性、實際以及兼具宏觀視野的國民外交觀念。戴季陶的《日本論》，認為日本全國有一個核心的精神與中心，然而當時的中國，則根本無法實現一個統一的中心，全國一盤散沙。
蔣百里的《國防論》，闡述的是和與戰的基本關係和內涵。這本書是蔣百里文稿、講稿、講義的集合，也與他1937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的教課有很大的關聯。在書中，蔣百里將國防視為一種更為宏觀的體系，而從人文、文化、文明的角度去看待。例如，何為大國、強國？蔣百里對羅馬帝國的評價便是：之所以造就有羅馬帝國的強大，這與羅馬帝國的貴族與平民的聯合與很大的關聯；而這種聯合，是建築在雙方妥協、以《羅馬法》為調整規範的基礎上的，因而雙方的協作不是依靠征服和臣服，而是公平與平等的合作。這是這一帝國得以強大的原因。也構成了國防的重要意義。
兩國合作的寫作與研究
在涉及中日關係的書籍中，目前有越來越多的中日兩國學者合作完成的書籍。例如，根據日本外務省解密檔案、東京大學相關研究形成的論文集專著《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便在目前的圖書市場上頗受歡迎。該書乃是由一系列論文組成，作者分別是中國學者孔祥吉與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村田雄二郎。在具體內容上，則主要涵蓋了晚清、特別是甲午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近代中日關係的不少歷史事件和人物的過往生平與脈絡梳理。
例如，當時日本駐大清國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便以自己的記錄，記載了不少晚清中國政局中的人與事。再例如，北京的白雲觀，表面是一座寺廟，但實際上卻是日本與沙皇俄國競相在中國進行情報蒐集工作的據點。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有關伍廷芳、黃遵憲這些晚清中國政治家、思想家的生平轉述。特別是黃遵憲，由於其出色的外交才能與一流的人品，頗受日本朝野歡迎，光緒皇帝對其也信任有加，一度委派其為大清國駐日本的特命全權公使，並且攜帶光緒致日本天皇的親筆信以東渡赴任。戊戌變法的失敗，結束了黃遵憲的政治生命，也堪稱中國歷史的悲歌。
閱讀亦是友愛的傳承
日本目前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書籍較多，而且種類涵蓋非常廣泛，就寫作群體而言，從媒體人、政界人士再到學者，盡在其中。題材的選取上，從文化、歷史、政治、軍事甚至包括名人的回憶錄。故而，曾經有中國的媒體人直言，在日本的書店中，會發現涉及中國的書籍，題材極為廣泛。有的日本書籍，已經被翻譯成為了中文版，由中國出版社出版，例如日本學者川島真所寫的《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一書，便是從外交官的個人努力、革命外交與務實外交的視角，去詮釋近代中國作為弱國，是如何為自身在國際上爭取權益的，以及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政治勢力的立場與態度。
文化層面上，有些書雖然沒有被翻譯成為中文，但是在日本則成為了深入了解和接觸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媒介。例如日本資深媒體人戶張東夫曾寫作的《中國的笑聲：傳統語言藝術「相聲」的魅力》，便是全日本較為系統化地從政治、歷史、文化發展視角去介紹中國相聲的書籍，並且與日本的落語、漫才等藝術形式進行了對比。作者戶張東夫本人特別喜愛相聲，所以，寫作也成為了傳遞兩國情誼與友愛的方式之一。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