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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展出攝影師多幅作品。
深圳博物館目前正在舉行以「晚清碎影」為主題的蘇格蘭十九世紀旅行攝影家約翰．湯姆遜的個人攝影作品展。湯姆遜鏡頭下的晚清中國景象，與當代中國人的歷史認知、風土感悟，形成極為深刻的話語互動，構成攝影寫實與歷史寫實相結合的一次完美嘗試。晚清的神州故事是碎片一般的影像，但也帶來歷史文本不具有的最為深冥的時代回憶。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從1868年到1872年，湯姆遜遊歷香港、廣東並北上至北京，行程大約有八千多公里，拍攝了大量反映晚清中國風土人情的畫面與生活圖景。這些作品在今日看來，成為再現國人晚清生活的珍貴史料和佐證。另一方面，湯姆遜遊華的時代，清國也已經開始了洋務運動的鳴動，展開艱難的近代化歷程，今次展覽的159幅作品，某程度也見證了那個變革時代，國人的內心世界和樣貌。
「齊物」的文明審美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從文明角度視之，傳統中國人對文化與地理關聯進行的「文野之分」認識，出現了重大變化。傳統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思維中，文化、文明的代表與正朔是中國；野蠻、未開化的是四夷與周邊。古代中國是文明與文化的象徵，不僅中國人自己這樣看，外界也這樣看待中國。而萬邦來賀的朝貢體制，也強化了中國人的這種思維。
但是鴉片戰爭改變了這樣的格局。當湯姆遜前來中國旅行拍攝時，清國已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的鴉片戰爭，讓入關征服中原的滿洲親貴集團，首嘗京師城破、君王外逃的羞辱。中國人感受到歐洲先進國家的強大，再也不敢妄自尊大。文明與野蠻的標準出現互位，審美的主導權被歐洲掌握，歐洲成為文明的代表，中國則被認為野蠻和落後。
湯姆遜作品的意義在於，在西方已經開始工業化進程的時候，他依然對自然主義的文明充滿尊重和敬佩。當時的香港已經邁入開埠時期，而湯姆遜選取的題材中，則包含了九龍的田園風光。在澳門的攝影題材中，今日已經成為澳門地標的旅遊塔一帶，在湯姆遜的鏡頭下，依舊是水天一色，山尖與岸頭盡為自然，即便是建築，也不破壞整體格局，未見明顯的洋化色彩。毫無疑問，在西方轟轟烈烈的工業化轉型時，不少西方人對東方文明依舊熱愛，湯姆遜便是其中之一。文明沒有高下，「齊物」的文化平等觀，使他在東西碰撞的開埠地域，不懈地找尋東方特質。
東方學的寫實刻畫
在不少西方人的觀念中，「東方」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和文化觀念，更是一種神秘的學術與美感場域。東方學，如果將這一概念刻畫在湯姆遜的作品中，東方人便是東方文化與文明的主角。
「弘佑天民」是湯姆遜照片中的一個牌樓。這個牌樓所在的位置，是明清時代帝王與皇室的皇家專屬道觀所在。湯姆遜攝影時，依然可以感受到彼時建築的恢宏，也能夠體悟牌樓所帶來的等級與莊重。此種皇家專屬的祭祀祈福場所，在歐洲特別是英國也同樣存在，例如英國的西敏寺。湯姆遜的作品，似乎是向西方人傳遞了一種文明平行化、對等化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對人物的刻畫和寫實記錄，是湯姆遜闡述東方美感的重頭戲。滿族女子是湯姆遜鏡頭下的重要形象，一改以往女子珠光寶氣的貴族觀念，也顛覆西方對中國人的偏見，湯姆遜鏡頭下的滿族女子，是文明的統一體。她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漢文明的生活，同時在着裝上還保留着民族的特色--例如鞋。湯姆遜眼中的滿族女子，或者說，他向西方社會傳遞的中國女性形象，是一種樸實、安分和勤勞的特質。相片中，在她們的身上，找不到矯揉造作的雍容華貴，卻有文明最本質的動人。
國人要進取思索
湯姆遜鏡頭下的中國人，上至王公貴族、總督巡撫，下至普通平民，構成一幅完整的中國社會階層圖。官員貴族的照片，不少正襟危坐；而普通百姓在照片中的景象，則是生活化的真實寫照。湯姆遜拍攝的中國百姓街頭聚集玩樂的場景，既反映出當時中國人的自然與樸素，同時也在某種意識上刻劃中國可能的社會危機。
湯姆遜欣賞中國文化，這一點在他的作品中，有充分的印證。然而，作為國人，則不能夠滿足於他者對我國文明的讚美而自滿不前。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湯姆遜拍攝中國晚清照片的時代，曾經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鄰日本，也已經開始了近代化進程，當時的日本，已經開始奉行「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四民平等」的改革措施。特別是文明開化與四民平等，打破了階層限制，開拓底層向上流動的道路；同時在文明開化的風潮下，生活方式、着裝禮儀，都開始積極學習西方。而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的傳統文化，並沒有丟失多少。反而，從後來不少的史料以及文藝作品中都能看出，當晚清統治者頑固不化、抗拒改革之時，當晚清中國的百姓依然在皇權下重複着千年的生活景象時，東鄰日本已經走上「國民國家」的強國之路，上下一體，鬥志昂揚。
故而欣賞湯姆遜的作品，在了解晚清中國的碎影現實之後，若能夠以世界公民的眼界放大自己的視角，比較同時期的日本或他國，則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會有更加進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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