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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 輝
話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七等生的《譚郎的書信》在台灣報章連載，我斷斷續續的，每晚讀一段，發覺這位小說家在運用書信體，以一種親切的、面對一個特定對象的聲音來表達他對生命的感受，事隔多年，竟有一些這些年來我忽略了的質素，我於是也訂購了一冊──根據七等生的說法，那是他寫作歷程極有紀念性的一冊，我要好好的從頭認識這一位一直孤獨地創作不懈的小說家。也許，對七等生的小說，我已然有一份陌生的親切感，當中也不無對一個人認識和誤解的反省吧。
有一回，偶然買了《沙河悲歌》的影帶，看了，有感於影像的沉鬱與惆悵，便重讀了原著，小說始於李文龍自酒家奏唱結束之後，獨自漫步到沙河，溯溪而上，非常靜好，他回想自己一生；在破曉之際，終於對自己不算漫長的人生忽爾有悟，那真是靜好的一夜，李文龍大半生的經歷，都在一夜的幾小時裡重新定義--重新被「現在的自己」賦予意義。
李文龍重新回到沙河，對人生倒沒有任何怨懟，但卻如同沙河淺流潺潺細訴，那是無可奈何的自卑情結，那就不必再問：「沙河何以悲歌？」《沙河悲歌》有此說法：「他想二郎也許將會明瞭自憐是寬恕和淡忘社會變遷所帶來的逆境的一個主要情愫」，自憐，也是自卑，敢信是戰後社會變遷，造成了台灣人的貧困，因此在文學上追求「為藝術而藝術」，無疑是脫離現實--但小說之為文學，在敘事形式上也必然是推陳出新的。
在《沙河悲歌》裡，七等生一再提到李文龍的母親希望他從事「正當而體面」的職業，以謀求生計，對於「樂師」或「吹奏」的評價很負面；李文龍承受社會及家庭批判而有所堅持，那就是沉鬱與自憐的因由吧，李文龍這個小人物就像浮出水面的泡沫，瞬間就像浪淘沙，自卑與放逐讓李文龍和年輕的妓女聊天時顯得格外沉痛：「北部的人遠離家鄉到南部，南部的人遠離家鄉到北部，離得更遠更好，愈陌生的地方愈自在，為什麼？『自卑』，李文龍面對沙河河水回答自己說。」
當二郎對李文龍說：「你並沒有虧欠沙河鎮什麼，一郎。」李文龍之所以遲遲不敢回家，何嘗不是由於自卑感蠢蠢而生？無奈與無助感正是病態，令他的內心世界更加的複雜，像病變那樣萌生出怪異的意志，那足以支撐起他兩片潰爛的肺葉：「他完全是為了想知道自己的存在而生存下來的，他常把自己逼近於一座似乎無法通過的絕壁，然後站在一旁看到自己如何奮力越過了它。」是的，「他的生存乃是依靠他時而悲觀時而樂觀的嘲諷意志。」
李文龍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他錯生了時代，骨與肉在錯誤的年代裡腐蝕和萎縮：「我已經到了清醒的時候，我的徬徨的生命應告終結了，應該開始進入真正認知的時候，雖然我隨時會嘔血而死，畢竟讓我活着獲得這一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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