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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芬·茨威格。 網上圖片
文：吳小彬
今年8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為我們講述了當年的歐洲。
茨威格是奧地利人，1881年生於維也納一個猶太富商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傑出的文學天賦，並有極好的運氣，初次向報社投稿即被刊用，此後一帆風順，成為知名作家。
可這種舒適的生活和好運氣，被大戰的炮火摧毀了。茨威格無限留戀地寫道，1914年以前，連續40年的和平使各國經濟充滿活力，技術加快了生活節奏，城市越來越大，越來越漂亮。資本家和猶太商人盛裝打扮，走進劇院欣賞歌劇，並熱衷把孩子送進大學，希望他們至少有一個獲得博士學位。浴室、電話進入了小資產階級家庭，自從工作日縮短以後，無產階級也漸漸富裕。誰想有所作為，誰就能獲得成功，誰買進一幢房子或一幅畫，誰就會看到行情不斷上漲，到處是一派無憂無慮的美好景象。
但是，也許正因為財富和技術的積累與飛速進步，燃起了人們更多的物慾，人們指望獲得更多的利益。沒有誰料到，使人不勝欣喜的事物也孕育着危險。各方面的繁榮太快了，那種渾身是勁的感覺也總是誘發人使用甚至濫用力量。法國已富得流油，但它還要攫取更多的財富，意大利、奧地利也是這樣，塞爾維亞把矛頭指向土耳其，迅速崛起的德國，更是躍躍欲試，準備大幹一場。每個國家都在張揚自身的強大，卻忘了別的國家也有同樣的情緒。歐洲到處都怒氣衝衝，劍拔弩張。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被刺殺。茨威格回憶說，斐迪南大公並不受人民喜愛，在劇院看戲時，他坐在包廂裡，威風凜凜，但一雙冷冰冰的發呆的眼睛，從不友好地看一眼觀眾席。他被刺的消息只在很短的時間裡讓人震驚，兩個小時後，人們又和往常一樣談天、歡笑。但事情就是這樣蹊蹺，此次刺殺在各國間一番頻繁卻無果的交涉後，引發了世界大戰。
戰爭爆發時，茨威格32歲，因為身體健康欠佳，暫不服兵役，這讓他感到高興。可他在精神上是孤獨的，周圍充滿了好戰、樂觀的英雄主義腔調。他被安排在軍事檔案館裡做事，一個偶然的機會，被派往前線收集交戰國的宣傳品。作者因此親眼目睹了被炸毀的城市和鄉村，被搶劫一空的商店，流離失所的難民，在押解途中的目光呆滯的戰俘，躺在麥秸上的傷兵。一列原本運送牲口的火車被用來轉運傷兵，車廂裡充斥着尿、糞及黃碘的濃烈氣味，一些軍人的屍體就橫臥在傷員之中。這種種慘狀，加重了作者對戰爭的反感。
1914年秋，羅曼．羅蘭發表《超脫於混戰之上》，抨擊國家之間在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藝術家即使在戰爭中也要主持正義和人道，文章在歐洲引起強烈反響。茨威格說，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那時世界的道德良心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衰竭、乾涸，它會以傳統信念的全部力量對任何謊言和破壞人道的行為提出抗議，而大眾的心靈和耳朵也還沒有被從收音機傳出的胡說八道的浪濤淹沒，一個偉大作家的宣言，比那些政治家演講的影響大千倍。政治家的演說多是針對時局的策略，人們相信文豪和作家才是代表純粹思想觀點的最優秀的公民。
茨威格開始寫劇本《耶利米》。耶利米是《聖經》中的人物，被稱為「流淚的先知」，因為他明知猶大國遠離上帝後的悲哀命運，卻不能改變人們頑梗的心。作家感到，他對耶利米形象的悲劇性從未理解得像當時那樣深。他並不想把此劇寫成一部簡單的「和平主義」戲劇，僅僅宣傳和平比戰爭好，而是描寫一個在狂熱的時刻被人蔑視，被看作軟弱、膽怯的人，但在失敗時卻又證明自己是唯一不僅能忍受失敗且戰勝失敗的人。作者想表現這樣兩個主題，任何形式的權勢都會使一個人冷酷無情，任何勝利都會使全體人民思想麻木。戰爭正在進行，當別人還在不假思索、洋洋得意地證明自己必勝之時，茨威格卻把自己拋進失敗的深淵，並尋找着救贖的微光。
作者寫《昨日的世界》時，已是 1940年，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爆發了，作者流亡到美洲。忍受着心靈的巨大痛苦，他寫道，1916年創作《耶利米》，我觸及了自身一直未加留意的地方，即在血緣、傳統上和猶太人的命運聯繫。猶太人不斷被各個民族戰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驅逐，然而，由於一種神秘的力量--用意志改變失敗的力量，使他們無數次經受住考驗生存下來。我們的先知，難道預先不知道被歧視、被驅趕的命運？那種命運今天又使我們像糠秕一樣被扔在大街上，難道他們沒有忍受屈服於暴力的羞辱？甚至把失敗讚美為一條去見上帝的路？
用這部戲劇，作者改變了以前讀者對自己的印象--「一位令人愉快的作家」。他覺得這部劇作才是自己的第一本書，他用這部書傾訴衷腸，同時也說出猶太民族的苦難心聲。與先知心靈上的交流，以及創作的艱辛，幫助作者度過了一戰中最困難的時刻。24年後，茨威格寫《昨日的世界》，也許是想通過回憶和筆墨，減輕歐洲文明被法西斯徹底毀滅在自己心裡造成的絕望與痛楚。然而，這一次，他沒有成功。1942年2月，他和妻子在寓所服毒自殺。
初秋讀此書，我一會隨作者的筆觸進入百年前的歐洲，一會又不由自主回到危機四伏的當下，我不能不為人類的健忘和理性的孱弱而歎惜。有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人用談判和說理的方式化解彼此爭端的能力還是那麼低，用外交與和平的手段消除仇恨及積怨的可能性還是那麼小。無論在南歐、中東，還是海灣地區，乃至東亞，到處都可以聽見充滿挑釁的談話，到處都有人怒目圓睜、蠻橫無理，到處都有歷史仇怨、領土紛爭，到處都在厲兵秣馬、磨刀霍霍。上億人的血幾乎是白流了，被染紅的海水、燒成廢墟的城市、屍橫遍野的慘景，還有兒童哭泣的眼淚，似乎都不能把人們從仇恨和奔向下一次戰爭的熱狂中拉出來。這時，我會想起當年卡夫卡的驚恐、里爾克的逃避、羅曼·羅蘭的疾呼、茨威格的傷感與無奈。
歷史表明，用戰爭解決國家之間的爭議是徒勞的，戰爭只會增加國家和民族間的怨恨，這一代人種下的惡果，終要由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人來品嚐。人們應該警惕，有些政客打着民族主義和爭取國家榮譽的旗幟，其實是在為自己的政黨拉票，在為自己從屬的小團體利益服務。
文明發達的而今，人們真的應該學會克制自己的仇恨和怒火，平抑過盛的物慾及利慾。要明白，只展示肌肉，炫耀武力，或者打贏一場戰爭，並不能得到世人和歷史的尊重，人們真心敬慕的是主張和解、推進和平的人物，如納爾遜·曼德拉。
要經過多少曲折和屈辱的失敗，人類理性才能最後說服野蠻及嗜血的狂熱？這仍然是一道無解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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