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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爾馬特小城。 網上圖片
--一個中國生態主義者的瑞士之旅（下）
王曉鏵
一天下午，悠閒的我信步走出所住的聖．約瑟夫賓館（Hotel St. Josef），沿着一座高架橋下面的圍牆行走。在那裡，我目睹了塗鴉文化的宏大氣勢：綿延數公里的高牆上被塗滿了各種字母和圖案，或簡單，或複雜；或具體，或抽象；或鮮艷，或僅有沉鬱的黑色。圖案面積之大，堪稱壯闊，足以讓人產生崇高之感。那些貌似無意義的圖案片段頗有先鋒意味，它們的存在使我想起了一個事實：在離我居住的賓館不遠的地方，一家看上去很平常的咖啡館是先鋒派文人的聚會之所，裡面曾活躍着達達主義者（Dadaist）特里斯坦．查拉、漢斯．阿爾普、理查德．胡森貝克的身影。
塗鴉延續了達達主義蔑視權威的傳統，具有天生的草根品格：恰如網絡文學，它們洋溢着自我抒發的狂歡精神。大面積史詩般的塗鴉與周圍的建築、綠樹、道路、行人共存，展示了異質共生的現實圖景。它們於沉默中敞開了我要言說的生態真理。在我的講座中，差異原則化身為文字和聲音：從中國早期生態論文的作者陳封懷先生到1979年發表《論「生態危機」》的唐仲篪和夏偉生講授，再到當下活躍的生態學者曾繁仁、余謀昌、魯樞元、王諾、程相占、宋麗麗、胡志紅、劉蓓、韋清崎；由白居易到冰心、陳大白、聞一多，再到牛漢、徐剛、于沙、吉狄馬加、馬永波、華海、吉小吉、沈葦、安靜、阿紅（侯良學）、姜長榮等眾多生態詩人；凡為守護生命盡過力的寫作者，都會在我的PPT中匯聚，加入我心目中的綠色家族。
在沒有其他安排的情況下，洪安瑞教授都會出現在講座現場，邊聽邊認真地做筆記。頭髮半白的她來自德國，思路也體現了日耳曼式的嚴謹，喜歡直言不諱地發表意見。作為德里達哲學的愛好者，她尤其喜歡強調差異原則。有一次，我不小心說出了「不足」之類字句，立刻激起了她論戰的興趣：「應該說差異。不足是等級主義的表述，暗示某些事物處於較低的位置」。不過，在隨後的午餐討論中，思路嚴謹的她也開始談到「五四文學的局限」。這為我提供了論辯的機會：「既然只存在差異，又怎能談論局限呢？」她後退一步：「在某些情況下，我們還是可以這樣說話的。」聞聽此言，我只能笑而不語。
不過，這是我熟悉的「棋局」。類似的邏輯博弈已在我心中進行過無數次。早在2007年，我就寫下了《歐洲為什麼彷徨？》一文，揭示形式多元主義之軟肋：受制於泛化了的遊戲規則，無法進行實質性的價值評估。事實上，差異原則需要更具體的支撐。在我看來，胡塞爾倡導的主體間性原則便是很好的理論候選，特別適合運用到生態主義的話語實踐中：萬物共生的根本方式不是主體對客體的單向征服，而是主體間的交流－博弈－共生。出於這樣的認知，我把講座的名稱定為《主體間性與生態文化》。在講生態文學時，我列舉了冰心發表於1921年的詩：
花兒低低的對看花的人說
少顧念我罷
我的朋友!
讓我自己安靜着
開放着
你們的愛
是我的煩擾！
-- （《繁星》第89）
與詠物詩中的客體不同，冰心的「花」不是人類內心情感的隱喻。它是獨立的個體，需要自己的空間。於是，沉默的自然開始說話。它向人類發出呼喚，要求人類響應。在冰心這裡，五四時期有關個性解放的籲求業已擴展為自然事物的獨立宣言。正如華茲華斯的創作經歷了從「紅」（革命）到「綠」（生態）的過程，中國生態文化的建構者也深受啟蒙思路的影響。在五四時期，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就開始延伸到了自然界。此後，救亡、戰事、鬥爭哲學的主導地位打斷了這個線索。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倡導愛的人道主義逐漸興起，生態文化才開始復甦和振興。以此為線索，我全面介紹了中國的生態文化界，並與洪安瑞教授等人進行了細緻的討論。對於主體間性原則，熱愛差異的他們均表示贊同。事實上，他們事先印好的海報就以《主體間性與生態理論》(Intersubjectivity and Eco-theory)為標題。如此的默契使我心中湧現出一個古意盎然的句子：「道相同，何遠之有？」
在主持生態文化工作室期間，我曾隨來自瑞士、日本、德國、中國的師生攀登位於采爾馬特的阿爾卑斯山脈。乘火車去采爾馬特小城的路上，不時看到坐落於自然之境中的傳統木屋。到了采爾馬特，馬路兩旁裝飾着木板的小樓無聲地闡釋敬畏自然的美學。在鎮中心最顯眼的地方，供鳥兒飲水的木槽靜靜地等待那些飛來飛去的生靈。正值當地的秋季，山上的樹木一片金黃，泉水在石縫間奔流，山頂卻已白雪皚皚。在山腰上，介紹土撥鼠和山鷹的木牌不時出現，提醒我們尊重這裡的主人。這裡的藍天之下沒有傳說中的神祇和精靈，只有岩石、草木、溪流、土撥鼠、鷹和無數沒有顯身的生命。它們是這裡的主人，是差異遊戲的主要參與者。在它們中間，一些質樸的木屋謙卑地站着，盡可能融入自然之中。置身於這樣的景色中，我想起了海德格爾的詩歌：
森林伸展，
溪流衝擊，
岩石固守，
霧靄瀰漫。
草原等待，
泉水湧出，
風駐留，
神之祝福在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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