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葉輝
《我們為什麼生病》一書從進化論的角度去考察疾病，且不忘告訴讀者：這只是具有啟發性的觀點，但不會改變鐫刻在撒拉納克湖畔（Saranac Lake）的英國名醫杜迪奧（E. L.Trudeau）的銘言：「醫生只能偶爾治癒疾病，經常可以解除痛苦，但永遠可以給予病人安慰。」這是自古以來醫學的崇高目標：醫學一直只能幫助病人，而不能幫助全人類。
達爾文主義曾經罔顧病人的應有權益，為資本家張目，限制貧困者得到適當的醫療的機會--其觀點與優生學有密切的關係，主張為了改進人種（或種族），而對某些人進行絕育。這種意識形態早已臭名昭著。然而，達爾文主義與醫學結合，對於人類應當怎樣生活，醫生應當如何執業，不能做出任何道德倫理上的指導；它只是有助於人類去了解疾病如何源於進化過程，於醫學有深遠的意義。
此書告誡世人：「當身體的每個器官都具備一定的儲備能力，足以應付偶然可能遇到的極端環境時，這些器官也就都有可能在超過儲備能力的負荷之後受到傷害。身體內沒有任何地方、任何器官是永遠不出毛病的。」微生物學家也有不正確的觀念，以為宿主和病原通常是處在一種緩慢的演變過程中，逐漸走向將來的最佳狀態，這是錯誤的，病原和宿主在對立的價值觀之間交易，都必須保持一種接近平衡的穩定狀態，諸如生長速度和防禦機制。
身體就像機器，這世上沒有零件永遠沒有不出問題的機器，也沒有任何器官永遠不出毛病的身體。機器可以維修保養，延長使用期，人體也是同樣道理，但維修保養涉及成本和效益：「對某種資源的供應，如果維持適當中等程度的增加，常常會帶來很大益處，但大量增加卻不會使益處相應增加。」
此書作者以做火鍋為例：放兩個洋葱可能比放一個好，但是放十個洋葱就不僅浪費，效果可能適得其反：「這種成本效益分析是經濟活動中的常規操作，也同樣適用於生物學和醫學。例如對肺炎用某種抗生素，劑量太小可能產生不了明顯的益處，中等劑量的成本雖然增加了，但能得到大得多的效益；過大的劑量則是徒然的，不但費用昂貴，還不能保證可增加多少療效，甚至還會產生一定的危險。」
因此，但凡涉及醫療決策（或任何一項工程），總會有成本和效益的矛盾：「每一個在人體進化中保留下來的有益的遺傳變化，也無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成本）。自然選擇不是沒有力量的、也不是變幻莫測的。它只選擇總體上對適應能力有好處的基因，即使這個基因也令到個體在某些疾病中更易受到傷害。」即使某些後來引起衰老的基因，也可能對年輕時的生活有益，當選擇最強壯的個體時，這種對生存和繁殖的益處，但對於後來的衰老和死亡這些代價說來，當然更加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