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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貴
你若留意便會發現，在我國古代傳奇故事、話本小說中，經常會有書生借住寺院讀書的描述。如《西廂記》裡的張生、《紅樓夢》裡的賈雨村、《儒林外史》裡的牛布衣等。翻開《聊齋誌異》，其中借讀寺廟的書生就更多了。如《綠衣女》裡的於璟、《聶小倩》裡的寧采臣、《魯公女》裡的張於旦等。
《綠衣女》中那個益都書生于璟，寄讀的寶剎叫醴泉寺，就在蒲松齡的家鄉山東淄州。巧的是，宋代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年輕時也曾借讀於此。可見，蒲松齡的聊齋並非純屬虛構，或多或少總有生活背景。他筆下那個能記三生的汪可受，作秀才時讀書僧寺，萬曆八年有個進士也叫汪可受，且身世略同。文學作品中的人和事，大都是作者對客觀社會理性觀察後的感性投射。就是說，文學形象的魂魄在人間，即便漫溢着神氣、仙氣、鬼氣，總也脫不了人氣。在我國文化教育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唐宋及其以後若干年裡，有許多知名人士，如唐代的狄仁傑、段文昌，南朝的劉勰、北宋的范仲淹、周敦頤，明代的張元忭、汪可受等，其早期自學生涯都曾在寺院度過。據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統計，唐代僅「以取功名為職志」、寓居山林寺院習業的士人當在200人以上。嚴先生認為，「讀書山林寺院，論學會友，蔚為風尚，及學成乃出應試以求聞達，而宰相大臣、朝野名師亦多出其中」。亦如南懷瑾先生所言：「唐宋時代，許多出身貧寒的讀書人，大都是寄居僧寺讀書，例如鄴侯李泌等輩，為數確也不少。」那麼，這些文人士子為何要選擇寺院讀書呢？這當然與他們的生存狀態有關，同時也與寺院的順俗化傾向有關。
寺院源於印度，漢代傳入中國，北魏開始興盛，南北朝時蔚成風氣。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到得唐代，寺院數量驟增，據《唐會要》、《唐六典》、《舊唐書》等古籍記載，唐玄宗時，全國有寺院5338所。寺院建制和規模更為恢宏，開放、順俗的傾向更為明顯，在弘法利生、刻經藏書等主要功能之外，還兼有藝術鑒賞、題詠寄情、觀光遊樂、廟會慶典、民俗展演等世俗功能。這樣一來，寺院就不只是弘揚佛法的梵宮寶殿，同時也是士庶畢至、少長咸集的社會文化活動場所，從而拓展為集多功能於一宇的宗教文化殿堂。
有規模的寺院，不僅佔盡山林勝境，擁有大量田產，而且建築美輪美奐、壁畫生動綺麗、雕塑奇絕傳神、藏書豐富多彩、碑銘古樸典雅、楹聯文采飛動，若再有一二得道高僧住持其中，可以問經參禪、相與酬答，就更有吸引力了。踏入山門剃度受戒的僧人，不僅僅是為了解脫世俗煩纏，而是把出家修行看作追求內心寧靜的歷練，把念佛參禪看作探究生命超拔的靈智學問。至於那些得道高僧，不僅熟諳佛家經典，領悟禪宗玄妙，精通叢林智慧，而且於詩文雅趣上也頗有建樹，可以說是穿着袈裟、捻着佛珠的文人，甚至是詩書畫領域的高手。有資料顯示，南朝佛教興盛，當時的第一流學者多為僧徒，且兼通經史，工詩文，善書畫，貴族平民皆尊仰之。
正因為如此，我國古代的文人士子對山林情有獨鍾，與寺院有着不解之緣。他們往來寺院，大多不是為了修行，而是出於文化方面的需要，或是遊覽觀瞻，或是聽經禮佛，或是喫茶品茗，或是詩文唱和，或是寄宿讀書。唐代以降，文人士子往來山林的風氣日盛，並多有寄宿、寓居寺院的經歷。王棟樑先生曾對《全唐詩》中寄宿寺院的題材進行過初步統計，僅含有「宿寺」、「宿僧房」字樣的詩作就有240 餘首，涉及100 多位詩人。宋之問、王維、王昌齡、孟浩然、李白、杜甫、韓愈、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杜牧等這些耳熟能詳的大詩人，都寫過「宿寺詩」。顏真卿曾云「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白居易自稱「山寺每遊多寄宿」，王建「喜歡得伴山僧宿」。由此可知，寓居寺院幾乎成為唐代文人的一種普遍習尚。
成名後的文人出入山林寺院，有的是旅途暫住，有的則是專程體驗。在寺院中題壁留詩，既是展露才華、抒懷明志的需要，也是以詩會友、交流心得的需要，一度成為古代文人的一大雅好。對於囊中羞澀的白衣秀士來說，借讀寺院則是他們的最佳選擇。特別是在開科取士的年代裡，讀書如同修行，為了求取誘人的「正果」，苦讀寒窗也就在所不惜了。科舉大門的洞開，使大批寒士有了與貴族相對平等的競爭機遇，有了改變命運的進身之階。但是，他們畢竟身居下層，有不少人甚至一貧如洗，既無緣修業官學，也無力延師教讀或從塾師讀，為求取功名計，總要有個習業之所。山林寺院的存在，恰恰為窮困書生提供了一個免費食宿、取讀藏書的好去處，既省卻了資費之憂，又能遠離塵囂，正好專心讀書。想當年，不知有多少貧寒之士，通過寺院這塊寶地走上科舉之路，進而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朝野才俊。由是觀之，寺院對讀書人免費開放，實在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更重要的，寺院的這一教育功能，還為後來書院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和模型。
寺院與書院，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它們之間大有淵源。嚴耕望先生曾詳細考證了終南山、華山、嵩山、中條山、太行山、泰山、廬山、衡山、羅浮山、九華山、慧山及長安、蜀中、淮南、浙東、浙西、會稽、敦煌等地的文教狀況，提出了「書院制度乃由士人讀書山林之風尚演進而來」的觀點。許倬雲先生認為，「唐朝儒生學者有借住寺院讀書的風氣，一則費用省，二則環境清靜。後來儒生自己組織書院，大率沿襲寺院傳統，書院的主講人稱為『山長』，即是山林本色。宋人書院甚至有沿用佛寺『方丈』的名詞者，更顯示佛教寺院的舊慣」。書院之名雖然早在唐代就有，但當時只是官方藏書、校書之所，其性質相當於皇家圖書館，不具備教育講學功能，宋代以後才開始成為相對獨立於官學之外的民間性學術研究和教育機構。而這一教研模式的興起，則是以寺院教育為模型的。比如書院的選址，同樣是在幽深清淨的山林之中。建成較早的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等即是如此。再如教授方式，同樣是門戶開放基礎上的自由講學，使學生有機會聆聽來自不同學派大師的見解。朱熹擔任白鹿洞書院山長時，曾專門請來心學家陸九淵，以《論語》中的義利觀為講題，講得十分生動，許多學生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叢林智慧講究自修、頓悟，書院教育同樣也注重學生的自學能力。北宋時已形成十餘所知名書院，最盛時不下二百餘所，在社會生活和文化教育方面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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