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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 網上圖片
文：劉克定
秦燔是我國文化史上一個大事件，至今都在議論不止。而與此有關的秦經漢治的話題，也是眾說紛紜，討論了兩千年了。近讀《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他對此問題的精闢見解，使我很受啟發。
秦始皇焚書，原意是清除方士的占卜、爻變、災異之類的文化，結果冤枉得很，連《春秋》、《論語》、「六經」等經籍以及先秦諸子的片言大義之作跟着被毀於一炬。史籍出現了斷檔，除民間所密藏的一些史籍之外，府藏的秦經，所留數量很少，少到可以很容易讀完。其實「中國的著作，是很早就有的，西周的官書和迷信書《易爻》流傳，《論語》也是文摘樣式，扼要抄記一段語錄，可見不易，《孟子》的情況好一點，但也仍然是記言，很多還是後人追記的。到荀卿，呂不韋、韓非，才有整篇的著作，但是接着劫運就來了。」（《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在當時情形下，一些漢學者便出來編「六經」，治《春秋》，注《論語》。除董仲舒之外，公孫弘也治《春秋》，但不如董仲舒。後來董仲舒涉獵災異，寫了《災異之記》，適逢遼東高廟發生火災，遭到主父偃嫉恨，匯報天主（武帝），董仲舒受到追究，差一點被殺掉。說明那時候，先秦占卜、災異文化的影響，在漢上層社會還沒有根本消除，仍然是個「禁區」。「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中庸第二十三章》）故此「禁區」有很大的風險，一地發生災異，就要追究是何人在占爻，一旦偵破，就要殺頭。
至於《論語》，「鄭康成以古《論語》改魯《論語》，古《論語》或是一段『向壁虛造』的故事，自然也有以常識修正其文字之處，不過有些改得太遷就自己的趨向了，便損壞了史料。」（《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被稱為長沙王的賈誼，是漢儒裡面年輕早夭的一位，只活了三十三歲。他死前哭了一年，據說因為梁懷王劉揖上朝時不慎墮馬身死，賈誼認為事故與自己有關，未盡到太傅的責任，內疚致疾。他的《治安策》、《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辭賦以《吊屈原賦》、《鵩鳥賦》等等，是漢儒裡的佼佼者。
漢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漢儒思想解放，學術研究氣氛很濃。另一方面，秦博士、秦學者，紛起修治先秦史料、秦本朝紀事、四書六經。在修復載籍缺失、為斷折的文脈接肢方面，有一定的貢獻，但從史學角度看，其中不乏「二手貨」，專業一點說，大都屬於間接史料，即用漢話說秦經，並不是直接的「行貨」（在藏家手中，還是有不少），我們用這些史料，如果不分辨是直接史料還是間接史料，就容易上當。
「治」，包括編寫、校正、判斷、解釋等等，「校書者的意見、嗜好、判斷、乃至作偽，便是這些書的命運。」（《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所以，「漢儒以秦文寫六經，是為古文派所甚詬病的。」（同上）這是治史上的一段公案，可能還會討論下去，中華文化，樹大根深，一個歷史虛無主義者，是邁不開前進的步子的。
有一種說法，說秦在焚書之前留有備份，此說有點滑稽，其所據是從朱熹那兒來：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只能說他可能留了一些經書和本朝和列國的史籍，藏於館閣，並沒有燒掉，而是封存起來，不使外流。至於「備份」，不大可能。雖說那時候的經書文字並非浩若煙海，但刀刻在竹簡和木片上，速度是很慢的，或曰抄寫，也斷非易事。
《史記·六國年表》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這就是說，民間秘藏的經書，如孔府壁藏的《春秋左傳》等，以及世傳藏書，使得相當一部分載籍得以保存下來。「戰國秦漢人們的書和他們的職業是捆在一起的，陰、陽、刑、名、縱橫乃至儒、墨，都是家傳師授的職業，焚書未必使書絕，而秦之擯退方士，楚漢戰爭，黃老儒術的遞相消長是真正使一切學者（方士）失業的原因。」（《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
還有一種情況是：「在簡書時代，父子相傳，家藏版本各異，再就是口傳許久後再著竹帛，有所變異，古來著述艱難，一簡不過幾十字，一部書便是一個產業，雖以『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如用現在的印刷術印成，未必便是一部大書，著述愈難，則著述和傳授更多是有所為而為，『與時進止』是不可免的，固守最初面目是最難的。」（同上）
劉師培《左庵集．卷三．六經殘於秦火考》謂「民間所存之經亡於秦火，而博士所藏又亡於項羽之火」，「蕭何所收『圖書』，即《張蒼傳》，『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之『圖書』，非『六藝』也。」蕭何所搜集的圖籍，就是一個地方的地圖和戶籍資料，並非「六藝」，屬於府藏。他的用意就比那些將士高遠，認為要建立一個富強的國家，要清楚地了解全國的疆域和人口情況，貧富情況，多少男，多少女，多少老弱，多少田畝，以及多少牲口和糧草，這樣就可以「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所以，蕭何的不同凡響，就在劉邦打進咸陽後，很多將士爭着進入富戶人家，搜集金銀財寶，而他卻直奔秦王官府，盡收御史律令圖書，也就是圖籍，收集起來。這在《漢書》裡都有記載的。
秦的戶籍制度，是當時行政管理的一個進步，掌握和徵收田租、賦稅，征徭役、兵役，可以防範盜賊，為統一中原，提供了保證，所謂漢承秦制，就是這個道理。蕭何是很懂得這一點的，所以他寧可不要金銀財帛，也不要六經四書，而專注於圖籍，因為他要治理國家。這也說明，秦燔之後，的確有不少此類資料沒有化為灰燼，這對後來研究秦的戶籍和行政管理、國防建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史料。
「現代人對於先秦的文獻大略可以分為三個態度：一種人信一切材料，以為都是真的，都要用的，我們借呼這類為『墨守』。又一種人據虛無的事實，作放蕩的空論，先秦這個，先秦那個，一片的捕風捉影之談，這是病入了膏肓的。還有較好的，能辨別古文之偽，但也不知今文只是前些，也不便是信史的材料：或者於辨別史料上也很能不拘成說，但究不敢充分的考證，這樣好比廢疾。我們應該於史料賦給者之外，一點不多說，史料賦給者之內，一點不少說，不受任何傳說觀念的拘束，只求證，不言疏，這樣然後可以『起廢疾，箴膏肓，發墨守』」！（《傅斯年古典文學論著》卷引）
傅先生這一段話，今天來看，很能振聾發聵，我們現今來研究這些史料的流變，應該是、也只能是抱着學習的態度，一方面在態度上要實事求是，不要人云亦云，另一方面，古今異言，方俗殊語，先賢所引諸經，路徑殊異，與今之解讀，意義不同。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斷不可意有所疑，而追炮前賢，妄指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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