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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教育》「我」至今都記得。 網上圖片
--殤、傷、痕
黃莉明
美軍轟炸的頻率加強和威力加重後，北越政府便動員市民們疏散到偏僻的農村，以更有效地避開轟炸。我因此隨家人到了中越邊境以南一個叫諒山的偏僻山區避難去了。
除了家人的百般照顧和逃難時都會遭遇的某些苦楚，那段時間幸好沒有給我留下什麼驚心動魄的回憶。我只記得那是個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記得一個到了那裡才認識，常帶我到樹林裡練聲的姐姐。
這些轟炸終於在1973年停止，而美國最後一批駐越軍人則在1973年3月撤離了越南。這給了每天都必須在死亡邊緣掙扎的我們一線生機。
美國繼續資助南越軍隊，但這些資金很快便中斷了。當美國總統尼克松倍受水門事件的困擾以致在1974年辭職時，北越便大舉出擊，在1975年春天一舉攻陷了南越的首都西貢（即今日的胡志明市），統一了越南，也結束了這一場戰爭。
停戰之後，慶幸自己大難不死的我們，開始了艱苦的重建生涯。我為了自己可以再度上學而雀躍不已。
越南當時的教育制度和我國的沒有太大區別。他們的小學學科包括數學、語文、歷史、外語、地理、生物、音樂、美術等。我們華裔所學的外語是中文，而越南本地人則學習俄語。可是那裡的中文課程水平很低，我學了幾年才學會用粵語讀和寫幾個漢字，造句是不怎麼會的。
我又開始唱我的歌，只是現在還加上了散文朗誦。我有時會被選到本市的廣播電台錄音，也會有求必應地為鄰居們和在我家門前工作的建築工人們「獻藝」。我很高興自己的聲音能在這艱難的生活中為大家帶來一點快樂。
這期間，我也開始喜歡上了數學。我參加所有的校級比賽，進而被甄選到市級和最終的全北越的比賽。雖然身為老幺的我享受着不必做家務的特權，可家人並無暇指導我的學習。一直從旁支持和鼓勵我學習數學的，是我們的越南鄰居-- 一家清貧如洗卻待人寬厚、其樂融融的知識分子。鄰家的兩個大兒子是大學生，老幺調皮愛說笑，而女兒則是和母親一樣的善良和藹。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幾個年紀比我大且學識又比我高出那麼多的鄰家大哥們，不但從沒嫌棄過我只是個孩子，而且還非常樂意與我討論數學，答疑解題，幫助我為每次的比賽作準備。更好笑的是，就連我比賽得獎的消息，也是由那家大叔拿着報紙來向我父母道賀的。
現在回想起來，除了大難不死，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比同期的人多出了好些幸運。我雖是在戰火中長大，卻仍不失為家裡的掌上明珠，從不需為生計、家務之事擔憂，而且，我的身邊總會出現一些能讓我引以為範的良師益友。
當年的鄰家大哥們除了指導我學習數學以外，還借了許多翻譯的名著給我閱讀。另外，我姐姐也讓我看一些現在已忘了名字的翻譯小說，而我自己的零用錢也都花在書店裡。就這樣，每天做功課之餘，我便在歌唱、朗誦、數學和文學的天地裡尋求自己的樂趣。其中有幾本書名我至今仍然記得，那就是《愛的教育》（注）、《牛虻》、《海底兩萬里》和沒有中文譯本的、故事十分淒美的蘇聯科幻小說《人魚》。
1975年，越南以著名的1972河內聖誕大轟炸為背景，拍了一部名為《河內小姑娘》（Em be Ha Noi）的越戰電影。影片裡的女孩目睹親人慘死時，用小提琴奏出了憂傷悲切的一曲以抒發內心的傷痛。這似曾相識的感覺，讓我產生了要學習小提琴的衝動。
有一天，市裡的少年宮舉行小提琴班的招生，我不假思索地去考，而且考上了。從那時起，我每周就有一次的個人小提琴課，和一次的團體樂理課，費用全免。家裡給我買了一把小提琴後，我便獨自走路去上課，之後又獨自在家裡練琴。就這樣，我為自己添了一門新的功課。
或許我是特別的幸運，又或許排華是在那以後的事，但到當時為止，除了偶爾童言無忌的爭執之外，我所爭取的機會都得到了，所以心裡並沒有被排擠的感覺。
雖然我是那麼充實而快樂地過着停戰以後的日子，可不知何故，每天到了傍晚時分，面對着天邊一片淡紅夾灰的晚霞餘暉，一股未名的惆悵便湧上了我的心頭。這一份感受多年卻未知緣由的情懷，我直到撰寫這些回憶的此刻才終於懂得了。那，是我對即將結束的一天的眷戀，和對自己早逝的童年的懷想。
注：這意大利原文是單字一個「心」的書名，不知為何在用中文的國家被譯成了「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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