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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森
報載美國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五比四的輕微多數，裁定美國各州不得禁止「同性婚姻」，為全世界的「基解運動」（又稱「同運」，英文可以是Gay Liberation Movement或Homosexual/LGBT Rights Movement）打了一支強心針。
支持這個判決的人認為是人權大勝利，還說「結婚」是基本人權云云；反對的則認為是「司法權」干預了「立法權」，將一個原本應該由立法部門處理的社會爭議，讓司法部門越俎代庖做了決定。近年，我們看到香港的司法部門向行政部門奪權，結果當然是法治精神和原則受損了。
幾個月前一次老同學飯局敘舊，席中有人問我：「你還是反對『同性戀』嗎？」我當然如「留聲機」一般的重複，「同性戀」是個誤譯，應該叫「同性性愛行為」。而且，我不反對成年人以個人的自由意志決定參加「同性性愛行為」，但請勿欺騙小孩、請勿打壓異見人士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
今天香港人（大中華圈的中國人、華人等等亦如是）理解的「同性戀」實為英文「Homosexuality」的中譯。其實英文對兩男、兩女模仿一男一女的「性愛行為」（Sexuality）分作兩回事來看待和研究探討，男男的叫「Homosexuality」，女女的叫「Lesbianism」，涇渭分明。我常對小朋友解釋說，「性學」（sexology，又譯作「性科學」）的研究萬萬不可以男女不分、混為一談。
就我所知，當今之世，整個大中華圈（兩岸四地，至加亞洲地區講漢語、寫中文的華人社群）就只有北京的朱琪教授和潘國森兩人，反對將「Homosexuality」譯作「同性戀」。潘國森認為應譯作「（男）同性性愛行為」；朱老師則提倡譯作「同性慾」。我的考慮是「Sexuality」應以譯作「性愛行為」最能涵蓋「精神」和「肉體」兩方面，即是「戀愛」和「性愛」。朱老師的考慮是「sexuality」並無「戀」的意義。
香港某個關注「同運」的團體，算是本地抗衡「同性婚姻」的主力。他們每一次「從俗」大談「同性戀」如何如何，我都盡可能勸他們不要上當，可是每次重複我的意見，他們都不接納。
即使我從俗用「同性戀」一詞，「男同性戀」跟「女同性戀」也是兩碼子事。簡單來說，「男同性性交」容易傳播性病，這是醫學界深知而不敢明言的事實，「女同性性交」則相對沒有「男同性性交」那麼「危險」。
我那位老同學其實是個醫生，他其實知道我批評「男同性性交」不安全。幾年前曾對我說，如果有西醫行家牽頭，發起簽名運動，告訴香港市民「肛交的禍害」，他一定會參加簽名！可是要他一個人站出來講，就沒有這個打算。
「同性婚姻」當然不是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結婚那麼簡單，運動背後還有許多匪夷所思的後着，定會得寸進尺。最近，外電報道泰國有三個男人一起結婚！此事錯綜複雜，一天談不完，下回分解。
（同性婚姻的影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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