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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書練
幾年前，有港台記者來訪問，問我最難忘的一份工作，他以為我會說是某名牌雜誌，沒想到我提的是《新報》。我是一九八八年六月加入該報的，「幸運地被選中」（時任該版編輯兼統籌陳約基語），成為該報《社會實錄》版一員，那是由時任副社長龍景昌先生（他月前從《明周》總編輯職位退休）直接領導的專題小組。
《社會實錄》可說是該報招牌版，主旨「以相片觀照社會，藉文字引發關懷」，據說是受到陳映真主編的台灣雜誌《人間》啟發，通過記者多次對受訪對象和事件的跟進，深入發掘新聞背後的人間真相和新聞以外的感人故事，並以報道文學和報道攝影方式，圖文並茂地以全版乃至跨版呈現，有大新聞或好故事時，會出版多達四大版。
這在當時是大膽的嘗試，不但給記者有充分時間做全面採訪和深度報道，更配以特大的現場照片（以黑白為主），效果極具震撼性。我加入時，該版已推出年半並成名，想加入的人很多。
當時，我們一組六人（四位文字記者，兩位攝記，其中一人兼編輯和統籌），還兼顧另一個周刊式《城市縱橫》版，並有不少兼職記者。以當時報社標準來看，人手算充裕。而且，有副社長「庇蔭」，從選題、採訪、編輯、版面調動乃至工作時間上都「高度自治」，算是「特權一族」。
創刊專題是一九八六年底轟動全港的「葵涌馬可硝皮廠爆炸」，該事故造成共十四人傷重不治，記者在醫院跟死傷者家屬共度兩個晝夜，以感同身受的筆觸寫出長篇悲歌《生死之間的等待》，引起很大迴響。而我在約兩年後跟進採訪當時被列為「極度危殆」的三位倖存者，寫下續篇《遙遙無期的等待》。
記得採訪前，初出茅廬的我天真地以為，大難不死的倖存者會充滿感恩並滿懷希望，原來不是。因為，命雖保住了，但重傷後遺症留下的一道道傷痕卻沒有隨着當初關懷的目光離去，而是導致長年全身痕癢，時刻威脅性命。那種自覺猶如怪物廢人、看不到希望的痛苦，更難面對，更漫長。
之後，每每看到類似事故，如台灣的塵爆事件等，我就想起當年採訪的三位倖存者，不知今日可安好？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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