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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劉國權 攝
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張經緯總能將平淡的故事拍得精彩。這種精彩不是來自電影中有多少戲劇衝突或故事有多高潮迭起，而是他擅於融合現實與幻想，在事實的根基上毫不保留地呈現自己很個人、很獨特的感覺。
從以音樂感悟人生的《音樂人生》，到以小人物探討新移民生活的《一國雙城》，再到剖析精神病患家屬心理狀態的新片《青洲山上》，張經緯說故事的方式也愈來愈純熟，並且每次都試圖以新方式呈現意念。
即使是像《青洲山上》這類被非牟利組織委託的影片，他亦絕不屈就，自己的感覺、想法行先，並戲言「不要老想着用電影表達一些很老土的信息。」■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青洲山上》以澳門作背景，透過少女曉曉的一夜尋親，揭開精神病患家屬面對的種種問題及各人對家庭的想像。關於精神病與家庭的電影並不少，但大多借助角色之間強烈的矛盾及突如其來的轉折來鋪陳故事，以營造張力。但《青洲山上》某程度而言是理智、冷靜的，甚至帶點奇幻色彩，敍述故事的方式也讓人想起村上春樹的小說《黑夜之後》。
「你知道，現在很多所謂的微電影，都很商業，有些不那麼商業的，也是以電影為媒介，帶出一些信息，這樣目的性太強了。」講家庭，必定要勵志溫暖，講精神病，要正面積極，這樣的公式穩陣不會錯，但世事從來不完美，觀眾可能看得熱淚盈眶，但走出戲院面對現實，反而更難堪，「電影是可以很溫暖很有希望，但我不想希望只建基在這些東西上面。」
家之記憶
張經緯鏡頭下的家庭有點殘酷，曉曉一家支離破碎，父親走佬，兄長與女朋友在外面住，患有精神病的母親終日吵鬧，在井字形、類似香港公屋的地方生活着，其心境可想而知。一天，母親走了出去，為了尋親，曉曉不得不去接觸這些關係淡泊的親人。「家庭就是這樣，很多時可能家人之間很密切，但在你人生的某個階段，你會發現原來家庭與自己想像的並不一樣，你以為父親是這樣的人，但原來他不是，你以為平常叫的叔叔是爸爸的弟弟，但許多年後發現並不是這樣，每個家庭都會發生這種事，你要如何自處？」
在張經緯眼中，家庭是由很多碎片拼湊而成的，所以曉曉所謂的尋親就是把一片片家庭碎片拾起來，有些未必是很想拾的，有些早已遺忘了。「史提芬．史匹堡有部片叫《慕尼黑》，哇，大家回到家什麼事都沒有，我不否認家庭可以這樣，所以到最後我極力營造溫暖感。」曉曉一家人吃着早飯，外面下着大雨，飯的蒸氣瀰漫整個屋子，冷冽中帶有一絲溫暖。
家庭不一定是荷里活式的打打鬧鬧、開開心心，也可以像小津安二郎般，很多矛盾，卻不失溫暖。「這也是為什麼小津安二郎會成為大師，很多人都想模仿他，但始終拍不出那種簡樸，他的電影很簡單、很溫暖，卻呈現出人性最醜惡的一面。」譬如《東京物語》，這是小津最為人稱道的一部戲，幾個家庭成員之間的心理矛盾讓人津津樂道，看似非常親密的家庭關係，其實各懷鬼胎、各有想法，人性的醜陋在老母親離世時盡現，即使是不離不棄的媳婦，也不是心甘情願留下來，她最後亦向老爺坦承「想再嫁人」。
「現實就是這樣，但如果連那一點點的溫暖、那小小的蒸氣都沒有的話，日子很難過下去。」
觀察兩城
每次拍戲，張經緯都花很多時間做資料搜集，《音樂人生》、《一國雙城》是紀錄片固然要花很長時間去追蹤，但像《青洲山上》這類劇情短片，他也絕不馬虎，為了更能捕捉澳門的氣質，他更在澳門住了一段時間，本來預算充裕，最後因為籌備、拍攝工作過長，而變得捉襟見肘。即使如此，他還是認為自己不夠了解這個城市。「澳門和香港太相似了，如果我是拍西藏的某個農村，那不困難，因為差距太大了，我很容易就能掌握，但如果兩個地方差不多，就要花很多時間來對比。」
在他的認知裡，澳門是一個單元人際關係的社會，與香港的多元化很不一樣。澳門人出門繞一圈總會遇到認識的人，因為城市小，所有親朋好友都住在同一個小區裡，這也延伸到其他層面上，找工作必定是靠關係，「它表面是一個大城市，內裡卻是一個鄉村，有非常強烈的同鄉會感覺。」因而澳門除了娛樂業以外，不會有第二個工業，因為人口太少，連最基本的娛樂業也未必能支撐起來的時候，又如何發展其他事業。「當澳門人說要發展電影工業什麼的，口號而已，根本不可能。」這又衍生一個問題，他們太容易賺錢了，隨便當個荷官都可以很高薪，更不會有人去寫書、拍戲。
戲中飾演哥哥的楊偉權，便是最典型的澳門故事。他有高學歷，在台灣世新大學畢業，一心投身電影行業，滿懷理想回到澳門，發現除了賭場沒有其他選擇。「他有心拍戲但又不能離開澳門，拍完我這部戲後會到賭場拍影片，說到底還是離不開賭。」張經緯坦承，住在澳門的那段日子很鬱悶，愈了解這個地方愈覺得無奈，而且自己無法走進圈子裡。
做好本分
《青洲山上》主要由三個真實故事構成，其中一個是患上精神病的太太從小住在青洲山，有一天，她帶着他去那裡繞了一圈，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個便是後母的故事，在試鏡時，他遇上了一個在賭場監控房工作的女士，她很COOL，守口如瓶，關於自己的工作一概都不透露。最後便是曉曉的故事，她在尋找父親時遇上了連串迷離事件，被一眾吸毒分子拖下水，剛巧又碰上警察查證，那群人將毒品放在椅子上，一把拉着曉曉坐上去，警察看見女學生一臉無知，沒有叫她站起來搜身。看似戲劇性的鋪排，實際是他經社工轉介接觸到一個少女，當年她家裡販毒，她便是以此逃過一劫。
本來他想多拍一點，但待在澳門太久了，自己有點熬不下去，「我的理智告訴我夠了，還是早點回家。」
做導演的，大多懷着理想，渴望有一天可以拍長片、商業片，然而張經緯卻對於人人趨之若鶩的大片，沒有很大的興趣。「我份人就是這樣，能夠做下去就先做着，人的品性不一樣，你要我去拍九億、十億票房的電影，我做不到啊。」內地電影觀眾主要以青少年為主，像《青洲山上》這樣的戲，他們未必喜歡，「我有信心可以跟二三十歲的觀眾溝通，他們也能夠理解我在做什麼，但要我跟再小的觀眾溝通，我未必做到。」張經緯從來都很實在，小時候不玩玩具，家裡一件玩具都沒有，不是家裡不買給他，而是他不感興趣，「你見郭子健成日玩模型，他跟我說這些，我沒什麼異議，只是不太理解而已，正如有些人也不太明白我為什麼拍這些電影一樣。」
他深諳自己的能耐，與其為了討好普羅大眾，不如做好自己擅長的部分，畢竟在這個領域裡，他還有想拍的東西。「郭子健看完也覺得跟我以前的寫實電影很不一樣，明明很寫實的題材，中間卻很光怪陸離。創作就是這樣，如果我做一些百分百有信心、未做已經知道會是什麼樣子的東西，我反而會懷疑自己。」
每個類型的電影，都不是順手拈來，輕輕鬆鬆就拍出來，「我很尊重商業片導演，王晶、劉偉強、郭子健、黃珍珍那些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你試下拍一部人人都看、下下都有幾億票房的電影，起碼我不懂得拍。」
這樣的張經緯，也值得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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