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空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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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看來，正是作俑導致了春秋時代的人殉。網絡圖片

趙　堅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句流傳了幾千年的古語，最早出現在《孟子》裡，詛咒最初肇事作孽的人會受絕子絕孫的業報。孟子稱這句話轉引自孔子，是基本可信的，因為孟子受業於孔子嫡孫子思的門人，以春秋戰國門派師承之嚴謹而言，孟子的徵引必有所本。如果這句不見《論語》的古語，真是孔子所言，那就是孔子最為重口的罵人話語了。一生標榜寬恕和中庸的孔子，如此咒罵「始作俑者」，可見其深惡痛絕的程度了。

聽在現代人的耳朵裡，孔子以如此嚴厲的口吻詈罵，不但與其溫良恭讓的形象大有違和之感，而且實際上還罵錯了人，鑄成一樁千古奇「冤」。我們都知道「俑」是木製或者陶製的人偶，以「作俑」代替實際的「人牲」、「人祭」和「人殉」來，其在「人性」上的進步性與合理性，簡直不可以道里計。更何況作俑者還給我們留下了可以號稱「世界八大奇蹟」之一的秦陵兵馬俑，讓世人震懾於兩千兩百年前始皇大軍的威武雄壯。

殷商是原始宗教瀰漫整個社會的時代，「天命」是統治的最根本法理，而貞卜是知曉天命的主要渠道，對祖先和神祇的獻祭，於是就成了獲得天命眷顧的主要方式，而人牲就是最為高級的獻祭。殷人還相信死後能在他界繼續生前的生活，而人殉的多寡可以決定其生活質量的高低。當時絕大部分的人牲人殉，來自與異族戰爭所獲的俘虜和奴隸，外加一部分來自本族的墓主嬖寵、隨從和僕役，以及作為獻祭內容的貴族上層人士。其中絕大部分是被屠宰戕殺，也有少量的是出於宗教和其他原因的自願殉死者。

這一基於清末甲骨文發現和現代考古發掘的史學常識，對殷周以來及於清末民初的學界來說，從現存的文獻資料而論，鮮有知曉其詳者。先秦文獻中，較早的只有墨子在其《節葬》中，有過一段較為詳細的論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所論似乎限於周朝、尤其是春秋時代，因為殷商的天子諸侯殺殉，動輒數百，乃至上千，規模遠超春秋時人所能想像。

先秦兩漢時代的其他典籍中，尤其是最具權威的《左傳》和《史記》兩書，也多限於對春秋時期從殉事件的記敘，而較少及於宗教獻祭用的人牲人祭。其中主要原因為：比起殷商制度性和大規模的人牲人殉來，周代除了一部分地區因襲舊制、舊風俗以外，革除「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的舊弊，而改以「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記》）的舉措，推重人事，提倡以「敬德」、「保民」維繫「天命」。因此西周以來，人牲人殉，尤其是以人牲祭神的殘暴儀式，逐漸式微。以致到了孔子死後百年的戰國時代，《屍子》記載：「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非之。」可以看出春秋時代以來，中原諸國普遍視人殉為野蠻惡習，而加以譴責，更不要說是人牲了。

孔子儒學的核心為「仁」與「禮」，前者是善政的目標和旨歸，後者是具體操作和途徑。孔子一生服膺周禮，敘述最多的也是周禮。他將禮視為處理一切人際關係的準則，譬如他在《論語》裡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又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他還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堅信周禮來自夏商二代，他自詡自己對夏商兩代禮制的稔熟程度，曾經十分自豪地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毫無疑問，孔子相信夏禮和殷禮之中，是不會包括祭禮如人牲、葬禮如人殉的。《禮記》中重複出現「殉葬非禮也」的說法，戰國時荀子也曾疾言厲色地宣告「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在「禁殉」上是前後一貫的。作為儒家首席的孔子，恨屋及烏，連他目為人牲人殉起源的人俑，也詛咒為「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現存文獻對孔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最早的解釋來自《禮記》，對孔子原話的語境提供了如下這一段背景性分析和詮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其對孔子為何反對以俑充作「明器」（冥器，即隨葬品），以兩次「孔子謂」的原話徵引，加以說明，並通過「不殆於」和「殆於」兩個強烈的問句反問句，毫不含糊地指明孔子反對的理由在於其導向「用殉」和「用人」，即用活人獻祭和殉葬。

當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時，他是基於對夏商周不同喪制的認知，他以為夏代的喪葬使用塗車、芻靈等象徵性明器，到了殷代開始使用人俑等類人的祭器和從葬品，因而發展到春秋使用真人殉葬。孔子在主張恢復夏禮的同時，嚴厲譴責殷商的人俑從葬，因為在他看來，正是作俑導致了春秋時代的人殉，所以最初造作人俑的人，應該斷子絕孫。孔子對從芻靈到人俑到人殉的認知，不僅是他所處時代的基本常識，而且還是孔子以後兩千五百餘年漫長歷史中的基本常識。

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孔子對「始作俑者」是譴責不假辭色，但他對春秋史載的最大「人殉」君主秦穆公，卻是讚揚備至：「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小矣。』景公說。」（《史記》）孔子列舉秦穆公的政績，尤其是舉用百里奚為相一節，不吝稱讚穆公行為「中正」，其業績超「霸」入「王」，這幾乎是孔子對人君的最高禮讚，卻未有一言及於穆公大規模「人殉」的暴政和惡跡。孔子顯然非常重視秦穆公生前所建樹的「霸王之業」，而忽略其死後的人殉之眾。孔子也許覺得後者是一種「時代之惡」，或者「現實之惡」，本着儒學所揭櫫的「君子慎始」原則，而將矛頭指向他認為肇端的「始作俑者」。這是後世理學「誅心論」的淵源，也是中國式傳統邏輯的典型案例。

殷商的人牲人殉制度及其規模，只是一種基於現代科學和考古學才能獲得的知識，筆者並不打算苛責孔子和孟子昧於這一知識，卻有意為「始作俑者」作一平反：「始作俑者」代表着歷史和文明的進步，因此基於人道的願望和理念，非但不應「其無後乎？」而當「其有後乎！」而且「其後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