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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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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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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看來,正是作俑導致了春秋時代的人殉。網絡圖片

趙 堅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句流傳了幾千年的古語,最早出現在《孟子》裡,詛咒最初肇事作孽的人會受絕子絕孫的業報。孟子稱這句話轉引自孔子,是基本可信的,因為孟子受業於孔子嫡孫子思的門人,以春秋戰國門派師承之嚴謹而言,孟子的徵引必有所本。如果這句不見《論語》的古語,真是孔子所言,那就是孔子最為重口的罵人話語了。一生標榜寬恕和中庸的孔子,如此咒罵「始作俑者」,可見其深惡痛絕的程度了。

聽在現代人的耳朵裡,孔子以如此嚴厲的口吻詈罵,不但與其溫良恭讓的形象大有違和之感,而且實際上還罵錯了人,鑄成一樁千古奇「冤」。我們都知道「俑」是木製或者陶製的人偶,以「作俑」代替實際的「人牲」、「人祭」和「人殉」來,其在「人性」上的進步性與合理性,簡直不可以道里計。更何況作俑者還給我們留下了可以號稱「世界八大奇蹟」之一的秦陵兵馬俑,讓世人震懾於兩千兩百年前始皇大軍的威武雄壯。

殷商是原始宗教瀰漫整個社會的時代,「天命」是統治的最根本法理,而貞卜是知曉天命的主要渠道,對祖先和神祇的獻祭,於是就成了獲得天命眷顧的主要方式,而人牲就是最為高級的獻祭。殷人還相信死後能在他界繼續生前的生活,而人殉的多寡可以決定其生活質量的高低。當時絕大部分的人牲人殉,來自與異族戰爭所獲的俘虜和奴隸,外加一部分來自本族的墓主嬖寵、隨從和僕役,以及作為獻祭內容的貴族上層人士。其中絕大部分是被屠宰戕殺,也有少量的是出於宗教和其他原因的自願殉死者。

這一基於清末甲骨文發現和現代考古發掘的史學常識,對殷周以來及於清末民初的學界來說,從現存的文獻資料而論,鮮有知曉其詳者。先秦文獻中,較早的只有墨子在其《節葬》中,有過一段較為詳細的論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所論似乎限於周朝、尤其是春秋時代,因為殷商的天子諸侯殺殉,動輒數百,乃至上千,規模遠超春秋時人所能想像。

先秦兩漢時代的其他典籍中,尤其是最具權威的《左傳》和《史記》兩書,也多限於對春秋時期從殉事件的記敘,而較少及於宗教獻祭用的人牲人祭。其中主要原因為:比起殷商制度性和大規模的人牲人殉來,周代除了一部分地區因襲舊制、舊風俗以外,革除「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的舊弊,而改以「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記》)的舉措,推重人事,提倡以「敬德」、「保民」維繫「天命」。因此西周以來,人牲人殉,尤其是以人牲祭神的殘暴儀式,逐漸式微。以致到了孔子死後百年的戰國時代,《屍子》記載:「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非之。」可以看出春秋時代以來,中原諸國普遍視人殉為野蠻惡習,而加以譴責,更不要說是人牲了。

孔子儒學的核心為「仁」與「禮」,前者是善政的目標和旨歸,後者是具體操作和途徑。孔子一生服膺周禮,敘述最多的也是周禮。他將禮視為處理一切人際關係的準則,譬如他在《論語》裡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又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他還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堅信周禮來自夏商二代,他自詡自己對夏商兩代禮制的稔熟程度,曾經十分自豪地說過:「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毫無疑問,孔子相信夏禮和殷禮之中,是不會包括祭禮如人牲、葬禮如人殉的。《禮記》中重複出現「殉葬非禮也」的說法,戰國時荀子也曾疾言厲色地宣告「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在「禁殉」上是前後一貫的。作為儒家首席的孔子,恨屋及烏,連他目為人牲人殉起源的人俑,也詛咒為「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現存文獻對孔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最早的解釋來自《禮記》,對孔子原話的語境提供了如下這一段背景性分析和詮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其對孔子為何反對以俑充作「明器」(冥器,即隨葬品),以兩次「孔子謂」的原話徵引,加以說明,並通過「不殆於」和「殆於」兩個強烈的問句反問句,毫不含糊地指明孔子反對的理由在於其導向「用殉」和「用人」,即用活人獻祭和殉葬。

當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時,他是基於對夏商周不同喪制的認知,他以為夏代的喪葬使用塗車、芻靈等象徵性明器,到了殷代開始使用人俑等類人的祭器和從葬品,因而發展到春秋使用真人殉葬。孔子在主張恢復夏禮的同時,嚴厲譴責殷商的人俑從葬,因為在他看來,正是作俑導致了春秋時代的人殉,所以最初造作人俑的人,應該斷子絕孫。孔子對從芻靈到人俑到人殉的認知,不僅是他所處時代的基本常識,而且還是孔子以後兩千五百餘年漫長歷史中的基本常識。

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孔子對「始作俑者」是譴責不假辭色,但他對春秋史載的最大「人殉」君主秦穆公,卻是讚揚備至:「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小矣。』景公說。」(《史記》)孔子列舉秦穆公的政績,尤其是舉用百里奚為相一節,不吝稱讚穆公行為「中正」,其業績超「霸」入「王」,這幾乎是孔子對人君的最高禮讚,卻未有一言及於穆公大規模「人殉」的暴政和惡跡。孔子顯然非常重視秦穆公生前所建樹的「霸王之業」,而忽略其死後的人殉之眾。孔子也許覺得後者是一種「時代之惡」,或者「現實之惡」,本蚞屁ワ珒佛U的「君子慎始」原則,而將矛頭指向他認為肇端的「始作俑者」。這是後世理學「誅心論」的淵源,也是中國式傳統邏輯的典型案例。

殷商的人牲人殉制度及其規模,只是一種基於現代科學和考古學才能獲得的知識,筆者並不打算苛責孔子和孟子昧於這一知識,卻有意為「始作俑者」作一平反:「始作俑者」代表蚞史和文明的進步,因此基於人道的願望和理念,非但不應「其無後乎?」而當「其有後乎!」而且「其後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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