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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理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基本法研討會上，發表《正確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特點》的致辭，以基本法的立法指導思想、立法原意和相關法律條文，對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核心特點進行了正確的解讀。這一解讀，從根本上打破將香港當成「獨立政治實體」的政治迷思，釐清了對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的種種不解、誤解和曲解，對香港如何嚴格按照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具有深遠的政治法律意義；對香港如何在基本法框架內真正減少分歧、求同存異、凝聚共識，具有現實的政治法律意義。少數激進反對派和激進勢力，以「僭建論」、「凌駕三權論」、「封建皇帝論」等攻擊張曉明的解讀，不過是一貫的「先歪曲妖魔，再口誅筆伐」伎倆，為將香港帶向「獨立政治實體」的政治目標服務，結果只會在與中央對抗、於香港為禍的路上越行越遠。
張曉明在致辭中對香港政治體制的完整表述是：「在中央政府直轄之下、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也可以簡明扼要地概括為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對香港政治體制特點的這一完整表述，清晰概括了香港政治體制的基本屬性和定位，政權體制的權力來源，管治權力的分佈和相互關係，管治和運行模式的核心特徵。如果能夠認認真真讀完整個表述，是無論如何也得不出「僭建」、「凌駕」、「皇帝」等等結論的。問題出在哪兒？出在有人將「資本主義制度特徵」、「普通法制度特徵」甚至「民主法治社會」等等，扭曲成空洞的政治觀念，幻化成根本不存在的「普世標準」，然後與通過法律制度化的政治體制混為一談。誠然，香港實行與內地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適用普通法，香港是法治社會，但這些制度概念，與通過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是無法簡單地劃等號的。香港回歸多年來，香港管治成效不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包括部分管治者，對香港政治體制的理解存有誤區。
非主權國家 不能實行「三權分立」
第一，社會制度與政治權利的權力來源不能相提並論。「三權分立這種通常建立在主權國家完整權力形態基礎上的政治體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頂多只有參考和借鑒價值，而不可能完全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是對香港不能實行「三權分立」的最明確解釋：因為香港不是主權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一切權力來源都出自中央政府的授權，因此不具備「主權國家」的「完整權力形態」。「這種地方政治體制的定位和屬性，以及在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之外存在的中央的權力」，決定了「三權分立」在香港不可行；如果實行「三權分立」，就等同於將香港作為擁有自身本源權力的「獨立政治實體」，或者很容易讓某些人將香港帶向「獨立政治實體」的危險境地。
中央授權與香港受權 需要聯接點
第二，社會制度與相應理念，與政治體制的制度設計不能混為一談。同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就既有美國為代表的「三權分立」，也有英國奉行的「議會至上」。而香港作為一個非「獨立政治實體」，在政治體制的制度設計上，要有一個中央授權與香港特區受權的聯接點，通過這個聯接點體現和實現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有效管治，又不會直接干預香港「三權」處理內部事務。用張曉明的話說，「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的主要途徑和抓手，就是行政長官。包括中央處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和國防事務、任免主要官員、解釋基本法等，都是通過行政長官這個環節進行的。」從實際運作設想，如果沒有這個聯接點或者說「主要途徑和抓手」，中央要麼完全放棄對香港的實質管治，要麼就對「三權」進行分別的直接管治。前者是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變成「完全自治」，後者就是「京人治港」。無論如何，都是嚴重偏離「一國兩制」的。
既免「直接干預」 又防「獨立實體」
正是為了最好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基本法將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的最高端，設計成「雙首長制」--行政長官既是對中央負責的整個特區的首長，又是對香港管治負責的行政機關的首長，用一個不準確但形象的類比，行政長官「既是元首也是政府首腦」。這就是基本法的立法本意，所以張曉明才將此描述為「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三權之上起着聯結樞紐作用」。正是這種政治制度的設計，既避免了中央「直接干預管治」的風險，有效管控了有人可能將香港帶向「獨立政治實體」的風險。
「三機關」非「三權」 「超然」非「凌駕」
第三，政治制度中的具體權力關係安排，與政治體制性質不能簡單劃等號。「三權」的存在和「三權」之間有制約關係，就代表是實行「三權分立」了？「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就是「凌駕」「三權」的意思？其實只要看看字面上的差異，就不能簡單作出這樣的結論。事實上，世界上幾乎絕大多數國家地區都設有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這三個機關之間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相互制約關係，但這些國家地區中大多數不能算「三權分立」政治體制。人家的憲法法律就是這樣設計的，你總不能非要給人家戴一頂「三權分立」的帽子。同理，香港基本法確實規定香港設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這三個機關之間也確實有一定的相互制約關係，但這只是權力分配和權力關係的設計，不能硬要把它上升到「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高度。
同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與「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有關聯但又不能完全等同；「超然」與「凌駕」的語意更有根本分別。「超然於三個機關之上」，是指行政長官作為特區首長，在面對中央的責任與權力方面，都不同於「三個機關」的首長，因而在「三個機關」的管治行為中，他要處於主導地位，統領特區。至於反對派為何將表述行為狀態的「超然」，偷換為表述權力狀態的「凌駕」，只能說是故意曲解。
迷思不打破 無溝通政治基礎
香港回顧以來，政治爭拗從來不曾止息。其中原因很多，但與對基本法的不同理解和解讀總有很大關係。而反對派無論是反二十三條立法、反國教，還是反中央對香港政改的憲制決定權，離不開的思想基礎，都是以為、或者妄想香港是一個中央權力之外的「獨立政治實體」。這種迷思不打破，香港的政治爭拗就不會停止，香港的社會撕裂只會加深，中央與反對派的溝通也就沒有共同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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