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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部分溫和反對派人士早前先後與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見面,受到主流輿論和社會各方歡迎,顯示社會大環境對理性務實路線的認同及渴求。溫和反對派從激進路線中分離出來要走「第三條道路」,應該大膽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妥協代替強硬,以理性代替偏激,成為不與憲制對抗,對香港人忠誠,對「一國」忠誠的「忠誠反對派」。社會上理性溫和聲音的增加,有利於化解政治生態的兩極對立,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忠誠反對派」應對港人及「一國」忠誠
對於剛退出民主黨的狄志遠及「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不承認自己是「忠誠反對派」,全國人大代表范徐麗泰坦言,他們可能認為「忠誠」是要對中共忠誠,但她則認為是要對香港人忠誠,即使不同意特區政府一些做法,但都希望香港社會好,不會做危害香港社會利益的事。她希望香港有一群「忠誠反對派」,否則香港只有一言堂,並無好處。
但是,在「一國兩制」下,「忠誠反對派」的底線不僅是要對香港人忠誠,而且要對「一國」忠誠。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即使部分反對派不願擁護共產黨,但只要他們維護國家統一,就是「愛國者」,可與他們合作。事實上,「忠誠反對派」對「一國」忠誠的底線,就是在維護國家統一基礎上,如劉兆佳指出,還需承認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及尊重中央權力。
準確理解「忠誠反對派」的底線,可以參考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有關精闢觀點。張主任曾指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可以長期保持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中央對香港也可以有較大的政治包容,但香港不應當與中央搞政治對抗。」張曉明在今年5月31日於深圳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的發言中又指出:「在『一國兩制』下,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須遵守『一國兩制』的規矩,都應當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責任,都需要與中央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搞對抗沒有出路。判斷某個政團、某個人是不是與中央搞對抗,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不僅要看歷史表現,更要看現實表現,特別是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取態。」以此來看,溫和反對派從反對派激進路線中分離出來要走「第三條道路」,不是要做建制派,而是不做對抗憲制、對抗主流民意的激進「死硬反對派」,是要做不與憲制對抗的「忠誠反對派」。
「忠誠反對派」政治發展空間大
應該看到,民主黨和公民黨之所以被視為溫和反對派和激進反對派,就是因為在遵守「一國兩制」的規矩上有差別。 從歷史和現實看,民主黨較有國家民族觀念。上世紀80年代,一群懷抱民族主義理想的香港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匯點」,提出「民主回歸」,支持香港回歸祖國,民主黨繼承了「匯點」理念。回歸後,民主黨反對「五區公投」,支持2010年政改方案,並且在反對派中率先走進中聯辦溝通。近年來激進反對派滑向死硬對抗甚至「港獨」的死胡同,民主黨高層明確表示不贊成「港獨」,強調本港亦沒有條件推動「港獨」。
公民黨則是民進黨式的「港獨」政黨。早在2002年,公民黨現任黨魁梁家傑任會長的香港大律師公會,在23條立法諮詢中竟提出香港「民族自決權」,要特區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性」。2010年公民黨與社民連策動「五區公投」,實際上是「公投綁補選」,完全是抄襲民進黨「公投綁大選」。公民黨還以「朕即法律」的姿態,演出一幕幕挑戰全國人大憲制地位的鬧劇。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梁家傑提倡該黨日後制訂政策立場和政綱時,要引入「本土角度主流化」,並要求國家把香港切割出來。最近公民黨操控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以及暴力衝擊事件的目的,就是要滲透港大,將其變成公民黨搞「港獨」的平台和基地。
從民主黨和公民黨在遵守「一國兩制」規矩上的差別來看,要做「忠誠反對派」的確有底線,但發展空間較大。在社會結構方面,香港「中間大,兩邊小」的民意傾向結構,決定了許多中間選民並不認同激進反對派,而是比較認同「溫和反對派」。中央與「溫和反對派」溝通,本港輿論普遍表示關注並反應正面。例如《明報》9月10 日題為「中央泛民接觸溝通有助回歸溫和務實」的社評認為:「過去幾年,特別是政改爭拗發生『佔領』運動之後,中央與泛民關係跌至冰點;若有泛民中人與中央官員接觸,不單備受激進派攻擊,連被認為一貫取態溫和的泛民陣營也有異議,使這些人的處境甚為尷尬。不過,今次民主黨、湯家驊與港澳辦官員會面之後,卻未見一面倒的攻擊論調,反映出主流社會、特別是泛民陣營對於跟中央溝通,更多地是回歸溫和務實取態。」
儘管「忠誠反對派」發展空間較大,但溫和反對派轉變為「忠誠反對派」是需要經歷艱苦的轉型過程。如果溫和反對派下決心向「忠誠反對派」轉化,社會上理性溫和聲音的增加,有利於化解政治生態的兩極對立,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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