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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樹廣
上夜班看版，一條小消息引發我的注意。一位內蒙古文物與植物考古學家寫了篇論文，證明國際植物研究界一直保持着以契丹（Cathay）表示中國的拉丁語命名規律，據此推斷「中國是契丹」的結論。我是北方人，又學俄語，曾長期在中亞工作，小消息讓我聯想起學語言和歷史的經歷，也解開困擾我多年的一些疑問。
最初的疑問是在大學時。「中國」在俄語中寫作「КИТАЙ」，發音很接近「契大（伊）」，學生們調皮地謔稱「黑大爺」，當時萬沒想到它竟與「契丹」有關係。問老師「中國」這個俄文詞出自何處？老師答，可能是從蒙古語轉借過來的。因為成吉思汗西征，其孫拔都在今俄羅斯歐洲部分建立了金帳汗國，蒙古人的南邊是中國，這個詞便被帶到了那裡。老師又補充道，俄語中的「中國」還有「城市」之意。教師關於「中國」一詞的解釋讓我雲裡霧裡，疑問也就一直縈繞在腦海。
第二個困惑出現在中亞工作期間。那是一九九七年，我結識了到阿拉木圖講學的著名歷史學家魏良弢先生。魏先生以研究中亞史著稱。他告訴我，契丹人耶律阿保機建立的強大的遼帝國（九零七至一一二五年）被女真人的金帝國消亡後，耶律大石率部西征，最後輾轉到今天的新疆和吉爾吉斯斯坦一帶，建立了強盛一時的西遼（一一二四至一二一一年）政權，即「哈剌契丹」(Kara Khitay) 。中國史學界認為，綿延九十載的西遼是遼帝國的延續，西遼對中亞和蒙元政權的影響很大。契丹人建立的遼興起於唐亡之初，統治北亞長達二百年，再加上西遼的九十年，有三百年之 久，但這段歷史鮮被人了解。原因是缺乏有關史料和中原漢政權的法統意識。我雖與魏先生一面之交，但他講敘的西域史卻令我終生受益。臨別，他將自己的專著《西遼史綱》送我留念，使我對契丹史的興趣持續至今。當時我並未將契丹與俄文的「契大（伊）」聯繫起來，但我畢竟了解到契丹在中國中世紀史所佔據的特殊重要地位了。
第三個困惑是對「Cathay」一詞的好奇，應屬於接近尋找到問題「答案」的階段了。來港工作後，我經常搭乘國泰公司的航班，對其英文名「Cathay」十分好奇。上網查閱維基百科，特別是向英文功底了得的同事請教，始知「Cathay」原來係中古時期的英語，源自契丹的音譯，意為「中國」。二戰後，美國人法瑞爾和澳洲人德坎措從上海來港，決定成立一家航空公司，覺得用Air Hong Kong的名字太普通了，法瑞爾對「Cathay」一詞情有獨鍾，覺得它高貴典雅，超凡脫俗，遂以此定名恰巧讀過另一條消息，彭麗媛陪同習近平主席訪問荷蘭時，荷蘭皇室本欲將一個罕有的鬱金香品種命名為「彭麗媛」，但「第一夫人」低調，它於是被命名為「Cathay」（中國）。另有一個情節令我難忘，前不久意大利作家安哥羅．帕拉提戈告訴我，他的研究成果表明，達．芬奇的母親是從東方販賣到意大利的「契丹（中國）女人」。聯想到上面的一切，我終於恍然大悟，原來俄文的「КИТАЙ」和英文的「Cathay」都源於「契丹」的發音。自成吉思汗打通了歐亞大通道，絲綢之路便迎來鼎盛期，馬可波羅等西方人紛至沓來，「Cathay」傳遍了歐亞大陸，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我猜想，成吉思汗西征和歐亞各民族的大融合才是「契丹是中國」流行的大功臣。今天，蒙語和俄語中的「中國」被稱為「KHTAH」；在西歐和地中海沿岸的拉丁語基督教國家如意大利，也把「中國」稱為「Cathay」；土耳其語和維吾爾語等突厥語，也將「中國」叫做「Khitai」；至於稱中國為China，則只是近代的事了。
在相當長時間裡，我國史學界稱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族等對中原王朝的征戰視為「異族侵略」。事實是，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其歷史發展的最大特點是北方（北亞）地區各民族在戰爭的血與火中逐漸達至融合，最終形成今天的中國人。「契丹是中國」正是一個極好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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