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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敏迪
清朝最輝煌的時期無過於「康乾盛世」。但康熙以程朱理學禁錮思想，更沒有唐太宗那樣開放的胸懷，也為清朝的最終衰亡埋下了禍根。因此，他仍然屬於蘇格拉底說的那種，「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在別的他們並不聰明的事情上也是自以為是最聰明的人。」人總難免有錯，理學家又往往說一套做一套，於是，熊賜履因為「票擬錯誤」，為了推卸責任，把責任推給別人，品德自然惡劣；李光地母親死後，更是「貪位而忘親」，其他如湯斌、張伯行、魏象樞等人，不是挾仇懷恨，就是或傾危欺君，或「務虛名而事幹瀆」，對這些假理學名臣，康熙無情地揭露其醜行，但並未嚴厲追究，他的目的在於降服和利用。
然而，李光地在《榕村語錄》說：「皇上近來大信朱子」的時候，康熙十八（1679）年十月十六日，侍讀學士崔蔚林呈上講章《大學格物誠意辨 》，卻對朱熹提出了不同意見！於是展開了一場辯論。王懋竑的《白田堂存稿》說，康熙問崔蔚林：「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回答是：「朱子不是，王陽明亦不是。」康熙作色道：「然則汝說轉是耶？」《康熙起居注》記載是，崔蔚林的回答說二人「原與臣意不和。」然後康熙問：「朱子所解《四書》如何？」回答是：「大概皆是，不合者唯有數段。」但不管怎麼說，這場辯論，崔蔚林勇敢地提出了不同看法，而且康熙也沒佔上風，不然就不會「上頷之」，最後說：「性理深微，俟再細看」了。十天後，康熙開始反擊崔蔚林，說他「所言太易」，「所見與守仁亦相近」。康熙要用程朱理學維護其政權的正統合法性，自然容不得王守仁陽明學的知行合一，心外無物的致良知，滿人有滿人的良知，漢人有漢人的良知，三藩之亂這時不是還沒有結束嗎？康熙也絕沒有天下一家，兼收並蓄的胸懷。而儒學經過程朱的改造，進一步對皇權統治作了合理性的理論總結，更適於統治的需要。所以康熙說：「孔孟之後有稗斯文者」，朱熹之功最為弘巨，因此下令將其從孔廟東廡「先賢」升到大成殿「十哲」之列。康熙九年（1670年），還下令給二程嫡裔程宗昌、程延祀恢復蔭襲明末中斷的五經博士之職。
南宋後期以來，特別是明末統治力的衰微，思想控制也已有弱化，加之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新思想，使思想界異常活躍，士人多「氾濫於百家」，而「康乾盛世」雖然統一了天下，經濟也在戰亂後得到恢復，但「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落後文化統治先進文化也最容易走極端路線。康熙一面說：「朕於蒙古、滿洲、漢軍、漢人視同一體」，一面又告誡身邊滿臣：「漢人好尋仇讎。或本人不得報復，其門生故舊展轉相報，歷數十年而不已。昔年山東、直隸、江南人俱以報復為事，朕尤記憶。」還說：「我滿洲姓人，應遵滿洲之道。以己之迂效法漢人，復為漢人所笑罵，自食其果。」而統治者的心胸的狹隘，阻斷了社會發展的自然進程。因此，崔蔚林能夠堅持自己的不同理解，是難能可貴的。
隨着思想控制的加強，不僅一度廢止的八股文考試也恢復了，崔蔚林也開始受到報復。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大學士李爵說崔蔚林「為人老成」，康熙回答：「朕觀其為人不甚優，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又不甚好。」二年後，又說：「但觀其節慨及所作文章，亦屬平常，無大勝人處。」以至於「本無知識，文義荒謬，岸然自負為儒者，究其意解不出庸夫之見，真可鄙也 。」接着又說：「崔蔚林乃直隸極惡之人，在地方好生事端，干預詞訟，近聞以草場土地，縱其家人肆行控告。又動輒以道學自居，焉有道學之人而妄行興訟者乎？此皆虛名耳。又詆先賢所釋經傳為差言偽，自撰講章，甚屬謬戾，彼之引疾，乃是託詞。此等人不行懲治，則漢官孰知畏懼？」在指責崔蔚林的不實之詞的背後，透露的，仍然完全是他的文化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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