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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森
近日香港年輕人自殺接踵而來，有些政客以及受政客挑唆的年輕小朋友竟然將矛頭指向教育當局的負責人，要他「下台」來「問責」。怪哉！
這位教育局局長的工作表現並不突出，但是每一宗學生自殺個案都有其錯綜複雜的原因。即使死者定一個單一死因，也不能要局長負責。比如說他失戀了，可以怪責誰？人家可沒有義務一定要接受你的愛！甚至交往過一段時間之後，還是可以選擇分手呀！又比如說他跟父母吵架後一時衝動便開窗跳樓，也不可以一刀切地說成是給父母害死、迫死！如果因為學業壓力，那麼應該追究開辦課程的學校？抑或是授課的老師？還是決定取錄他的老師？
「學生領袖」從來都沒有代表性可言，近幾年來各家大學學生會頭領的言行舉止，更叫廣大市民搖頭嘆息。實情是學生會的什麼會長總得有人做，經常是在沒有競爭之下必然當選，投票無非是例行公事。大學生、中學生掛了個什麼學生組織的職稱銜頭，在傳媒上大放厥詞，一時說成年人（包括教師、家長和政府官員）不得批評自殺死者行為過激，一時又說成年人不得在年輕人之間推行愛惜生命的教育等等。那麼換一批什麼人當局長、大學中學校長會有用嗎？取消考試、人人升班和畢業又如何？香港年輕人的自殺率，在芸芸經濟發達社會中是低於平均數。美國最頂尖大學的本科生自殺率也高過香港，應該要大學校長下台嗎？
近年香港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較父兄輩就業困難，這也不是本地獨有，歐洲經濟發達國家年輕高學歷人群的失業率比香港高得多了。問題出在哪裡？香港專上教育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高速發展，讓我們的社會步歐美後塵，出現了「學歷通脹」（Qualification Inflation）。那個時節，人們常說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年代，就業人口要有較高比率擁有大學本科以上的學歷云云。問題是「知識」與「學歷」只是大致「相關」（Related）而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Causation）。大約在世紀之交，我們經常聽到許多商界領袖、僱主、政府官員眾口一詞說道，大學本科畢業的學歷差不多是新時代求職的最起碼要求。過了近二十年，我們只能說許多社會賢達都跌了眼鏡！實情是今天辦公室高度自動化，半個世紀前的傳統智慧是教導年輕學生讀好書，考得高學歷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打一份「寫字樓工」（廣府口語詞，指在辦公室上班的白領），現在已經不成立。
今天香港年輕學生如果仍然不問個人興趣與特長，一味聽信非考上大學不可的陳舊觀念，再以為拿了大學本科畢業文憑就可以隨隨便便得到高職厚薪，最終只會失望而回。然後抱怨是社會的錯、父母的錯、政府的錯。
有思想激進的學生會會長被委任加入新設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受過近幾年「學運」苦頭的市民為之嘩然！筆者覺得如此也好，自封的「學運領袖」以為他們的政見無懈可擊，讓「學運領袖」先參加一下香港政府常規的諮詢工作，或許會明白「事非經過不知難」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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