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妓對過往各朝代的損害甚大。網上圖片■ 龔敏迪
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於是就有人願意回到宋朝去了，以為宋代最繁榮，人們的幸福指數也最高。
但這完全是兩碼事，即便有安古斯麥迪森這樣的人測算宋朝的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超過了唐朝；國家人均生產總值從450美元增長到了600美元，遠超歐洲的發展水平；都城開封的畸形繁華，形成了歷史上第一個不夜城，宋朝民眾仍然不可能幸福。那時定州巨富何名遠者甚至「家有綾機五百張」，這也並非「資本主義的萌芽」，原因是他「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居停商，專以襲胡為業。」
權力面前難言正義，不做官、不違法是不可能如此富起來的。宋朝對外無尊嚴地花大筆「歲貢」以圖茍安，對內養大量冗官做支持政權的基礎力量，又把大量遊手刁民養在軍隊成冗兵，以圖消弭反抗的力量。於是，普通民眾的負擔可想而知，叫他們怎麽幸福得不起來？
也許有人會羨慕宋朝的聲色之娛，《西湖佳話》說：「唐朝的法網甚寬，凡是官府到任，宴會飲酒，俱有官妓承應。」隸屬於劍南西川節度使府的薛濤就是其一。一般認為官妓始於北魏，《魏書》說：「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北漢主劉繼元曾向宋太宗「獻官妓百餘，以賜將校」，這些人與宋朝的官妓是不同的。
《萬物原始》引用《漢武外史》的話說：「至漢武帝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可是《漢武外史》裡並沒有這件事。官妓的「整體素質，文明水平以及政治寬容度之高」確實非宋朝莫屬。一直到南宋慈湖學派的楊簡為溫州知州，「移文首罷妓籍」，也仍然屬於非主流。
《厚德錄》說宰相王旦不以招官妓置會夜午為非，還「以不得預會為恨」，對宋真宗說：「太平無象，此其無象乎！」那是粉飾天下太平的需要！朝廷也為各級地方政府配備官妓，作為官員享樂的福利。美色的誘惑，使講究道學的趙抃也難以把持，他看上了一個叫戴杏花的四川官妓，「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他也明白不應該，於是「周行室中，忽高聲叫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躍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壹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失去了自由的官妓們，自然也無幸福可言。著名詩人楊萬里巡歷至一郡，郡守宴之，官妓歌壹曲《賀新郎》，其中有壹句「萬里雲帆何時到？」，楊萬里開玩笑說了一句：「萬里昨日到。」郡守就將此妓投入獄中；宣城守呂士隆還「好緣微罪杖營妓」。
她們渴望早日脫籍逃離，《東坡．志林》說蘇東坡在錢塘判官妓九尾狐脫籍從良，另一個周韶「色技超絕，為壹郡之冠，亦援此例。子瞻惜其去，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後來蘇頌到杭州，知州陳襄設宴招待，周韶按蘇頌之意，以籠中白鸚鵡自比賦詩：「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當時周韶正逢死了親人，使「一座嗟嘆，遂落籍」。
蘇東坡與官妓多有交往，連去見大通禪師也攜妓而往，不僅禪師慍形於色，也受到時人的詬病，黃徹的《碧溪詩話》就批評他：「大抵淫樂之語多於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晏殊也曾把舵泛舟湖中，幕客王琪、張亢操篙。王琪對他的攜官妓不以為然，「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梢使舵不正也！』」
《清波雜志》載：「榷酤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群飲者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為害教。」這就是所謂的富裕！王安石變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解決財政困局，發放了收取二成利息的「青苗錢」，可是官員們立即在酒庫設法賣酒，殺雞取卵，還利用官妓引誘這些可憐的百姓。
極端的重文輕武，導致「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保家衛國的軍人也不會幸福。歷史上著名貪官集中出現在宋朝，正直的士大夫也不會幸福，連皇帝也要金人冊封......而一次次的改革，都以失敗告終。
所有的這些不幸福，導致知識階層的思考，出現了理學、心學等不同的學派。好在重文輕武形成了畸形發達的讀書人群體，印刷術也大為發達，這才是陳寅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本意。切不可被誤導，以為生活在宋朝，就幸福得妙不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