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敏迪
曾見報上有文章說：「近來活躍於各地的中央巡視組，很多方面就借鑒了昔日的『風聞言事』。」又見有人撰文說：「風聞言事是反腐敗最有效的途徑。」這不免令人生疑，風聞言事真的那麽有用嗎？
《梁書》載：新安太守張率「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太半。」家僮說那是：「雀鼠耗也。」這個「雀鼠」無疑就是家僮自己。張率並沒有追究，只說了句：「壯哉雀鼠！」張率當然明白家僮為自己服務的目的。相同的道理，東晉實力派人物王導，曾派遣八部從事去巡視郡國，回來後「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唯獨顧和無言，理由是「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貪污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特別是像張率的家僮那樣，居然貪污了一大半！
長此以往，家奴架空了主人，甚至反客為主也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迫不得已，還是必須監督的，設立御史，就是用來監察官員的，而且他們有風聞言事特權。《梁書》中有多處風聞彈劾的例子：《蕭穎達傳》有御史中丞任日方，以風聞彈劾征虜將軍蕭穎達非法徵收生魚稅之事；《王亮傳》又以風聞彈劾尚書左丞范縝「附下訕上」......可是，風聞畢竟缺乏證據，容易被人利用來打擊異己，《資治通鑒》就說：武則天「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捕風捉影，甚至編造謠言，一旦被發現不是事實，也可以要求被害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立即變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眾」，自己也完全沒有責任。但不利用風聞言事，御史又能發現多少雀鼠？所以北魏武泰年中，「御史中尉請取內外考簿，按校虛實。」任城王元澄就反對說：「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其實那些文書也未必可靠，認真查起來，也許比風聞之事更麻煩。
《文獻通考》說：「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如何風聞的解釋是：「舊例，御史台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立於台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收采之。」那就不是走下去了解社會上風傳的事了。明朝朱元璋對於肅清吏治下過大力氣，除了言官得以風聞言事之外，還在各地聘請了監察員，將地方實情逐級上報。甚至親自接待民眾上訪。宋朝的風聞言事最寬鬆，蘇東坡曾向宋神宗上書說：「祖宗委任台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台諫亦擊之。」所謂無風不起浪，宋朝的御史的風聞言事，已經有走下去，重視社會上風傳之事的意思了。王安石也說：「許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
清朝順治帝允許科道官「風聞言事」，康熙帝也曾說：「朕於科道官員，許其風聞入告者，專為廣開言路」，他要使自督撫以下各官，「皆知所顧忌而警戒也。」康熙三十六年又說：「科道官以風聞題奏，即行察核督撫，賢者留之，不賢者去之。如此，則貪暴斂跡，循良競勸，於民大有裨益。」他還派出曹寅等人暗中監視官員，但正如《紅樓夢》中描述的那樣，從秦始皇設立御史大夫，漢武帝還從侍御史中分出「繡衣直指」，專門負責「出討奸猾，治大獄」，然後到風聞言事，但貪贓枉法之事從來沒有消停過。
由此看來，「風聞言事」這個舊方子也並非救世良方。俗話說，殺頭的買賣有人做，賠錢的買賣沒人做。張率的家僮也需要存在感，官員們也是不甘寂寞的，要求他們個個都「崇高」地無私奉獻是不可能的。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雖然民主有民主的弊端，但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所謂「把權力裝進籠子裡」的法治也是一句空話。如此，再怎麽風聞言事地防範，只能是一時的治標不治本，不會有多少效果的，而治本又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