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鋒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博士 城市智庫研究員
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從全國經濟發展策略角度看，大灣區規劃對區內以至全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香港具有明顯獨特優勢，但與此同時，香港如何在加強經濟合作過程中，探索一種新的模式，發揮自由港的優勢，運用於整個灣區的發展，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動搖、不變形、不走樣」，是個必須妥善處理好的問題。
首先是香港與其他經濟區域政治制度不同的問題。內地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奉行自由經濟。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內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具體體現在內地城市與港澳特區各自實施不同的法律制度。從CEPA和自貿區的試驗推動可以看出，粵港澳三地的不同制度使得經貿合作仍然受限。科技人才流動、稅收支持、資格認證等支持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的配套政策協商仍進展不大。這也是近年來不少香港人對內地與香港經濟融合表示疑惑，甚至抗拒的原因之一。因此，香港在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同時，也需要與中央商討，採取有效措施，確保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下的權益不會受到損害。
其次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近年來，香港經濟增長放緩，傳統優勢弱化，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緩慢，社會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及其對社會發展形成的瓶頸效應亟待破解。正如張德江委員長所說的，「香港現在面臨的問題有三個方面，即歷史問題、現實問題，以及當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普遍面臨的問題，包括：就業、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以及年輕人住房問題等」。
比如人才和資源的流動問題。一旦粵港澳大灣區推進建設，內地資金和人才會更多地湧入香港，那些缺乏競爭力的普羅的香港人以及不少年輕人會面對巨大挑戰。與紐約、倫敦和東京等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ies）不同，那些在香港缺乏競爭力的香港人不願意離開香港到外地或內地去，事實上他們在其他地方的生存和發展的能力也頗為有限。這個時候如何更好地解決好香港的青年問題，尤其是解決好基層青年因「向上流」、「上樓」無望而「上街」的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再者，香港近年社會撕裂嚴重，行政立法關係緊張，特區政府施政困難，特別是少數激進分子，製造區域暴亂，給香港的安寧、穩定和最受珍視的法治環境都帶來極大的破壞，也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和經濟發展。繼穆迪之後，另一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也把香港的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由「正面」降至「負面」，這意味着香港有機會在兩年內被降級。香港評級除受內地影響外，若香港政治撕裂繼續惡化，令政策及營商環境受影響，也會考慮單獨調低香港評級。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和制約香港更好地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此外，當前世界範圍內掀起了反全球化浪潮、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風也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許多國家和地區存在着多元政治、經濟、文化的潛在衝突風險。香港如何解決好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所面臨的區域競爭和國際風險，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