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在一次文友聚會上，有一位「見多識廣」的80後學者很不客氣地談他的香港觀感。他說：「香港嘛，經濟確實很繁榮，但文化事業卻難成氣候，是有名的『文化沙漠』......」我一聽這「高論」，先是感到吃驚，繼而感到可笑。
因為我也曾到過香港，對香港的文化略知一二，因而不以為然地說︰「把香港說成『文化沙漠』，恐怕既不符合事實，也沒有什麼根據。」這年輕學者一聽，很不服氣︰「怎麼沒有根據？1927年魯迅先生在香港演講，就說過『文化沙漠』的話。」我一看這人挺「牛」，也毫不客氣地反駁道︰「就算魯迅先生真的說過，那也是上百年前的老黃曆了，豈能適應於當今？要說當今的香港文化，我倒很贊同對香港很了解的作家陳冠中的一句話。他在2013年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直言︰『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實反映了他的無知！』這恐怕不是無稽之談吧？」年輕學者一聽，一時啞口無言。
我看這局面有些尷尬，便放緩語氣說：「其實這也難怪，我們對香港文化都知之不多。尤其年輕人都沒見過真正的『文化沙漠』。而我，因比你們年長，不但見過，還親身經歷過......」於是，我便講起當年我所親身經歷的「文化沙漠」來......對於真正的「文化沙漠」，凡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大概都不陌生。有人用「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即寫出小說《艷陽天》、《金光大道》的浩然）來形容當時全國的文化狀況，儘管有些誇大，但卻基本符合事實。
上世紀70年代末，「四人幫」剛粉碎不久。雖然黨中央撥亂反正，不斷肅清「四人幫」在各條戰線上的流毒，但積重難返，百廢待興，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面貌仍未徹底改變。當時，我在濟南的一家出版部門工作，跟濟南新華書店在一個樓上辦公。辦公樓的一二兩層，是書店的門市部。透過這一文化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沙漠」的一角；而這裡發生的一切，又都是「文化沙漠」的組成部分，也可謂全國文化的一個縮影。
那時的書店都是國營的，一個城市只有一家新華書店，下面每個區再設一個分店。儘管我們樓下的書店最大，但出售的圖書種類和數量都少得可憐。記得一樓門市部兩面靠牆的書架上，除了醒目地擺着各種《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外，別的書很少。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彩色塑料封面的八個樣板戲結集，隨意而又驕傲地佔據着各處的空間；而小說類只有「一個作家」浩然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還堂而皇之地擺上櫃枱，孤立中更顯出與眾不同的身份。二樓主要是賣畫，但稱得上藝術的畫作一幅也見不到，牆上掛的，櫃枱裡擺的，除了紅底黃字的大幅毛主席語錄標語外，就是八個樣板戲的彩色劇照。別的還有什麼？我至今搜索枯腸也想不起來。
正因為當時各種圖書遭禁，許多青年人想讀書卻無書可讀，因而知識貧乏，頭腦簡單，有時難免鬧出一些「關公戰 秦瓊」之類的笑話。記得有一位青年，聽人講過孫悟空的故事後，想買套《西遊記》來看，但到處都買不到。百般無奈，他靈機一動，便寫信向該書作者求助。因不知道作者地址，便寄到書店代轉，收信人赫然寫着「吳承恩同志收」，這位天真的讀者還不知道，吳老先生已在地宮裡躺了400多年，天大的本事也沒法給他簽名贈書啊！還有一位青年，到書店買蘇聯小說《鋼 鐵是怎樣 煉成的》，年輕的營業員一聽書名，就自以為是地說︰「煉鋼 鐵的書啊？你走錯門了，到科技門市部去買吧。」
一個書店的營業員，竟然還不知道這是本有名的蘇聯小說。不僅如此，有的讀者到書店買書，買不到不說，有時還會受到知識淺薄的營業員的嘲弄。有這樣一件事讓人哭笑不得︰有一位讀者到書店想買一部《紅樓夢》，年輕的營業員一聽，就教訓他說︰「什麼紅樓夢白樓夢的，好好讀讀『紅寶書』（指毛主席著作）就行了，別淨做白日夢了。」那讀者一臉困惑地反問道︰「你不知道『四大名著』嗎？」營業員更加不屑地答道，「我們這裡只有『三大名著』︰《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紅寶書』中都有，背都背得出來！」這種事在今天聽起來十分荒唐可笑，但在當時並不稀奇，因沒文化而鬧出的笑話比比皆是。
或許人們要問，為何當時書荒如此嚴重？據說這是為了清除「封、資、修」的流毒，「防修」、「防變」。如果群眾書讀多了，思想就會「中毒」，靈魂就會「變修」，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就要改變「顏色」。因此，除了《毛選》和馬列著作外，大部分書都被列為禁書。許多古今經典、中外名著，知識讀物等，書店不准賣，出版社不讓出。只有相當級別的領導幹部，才可以從「內部書店」買一些「內部圖書」。這種特權，曾讓我們這些讀書人羨慕不已。不過在今天看來，那些「內部圖書」也很普通。像《我的前半生》、《第三帝國的興亡》及各國簡史等書，現在誰都可以看。但讀了這些書「變修」的事，卻從未聽說過。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到上世紀80年代初，圖書市場有所好轉。當時不但「四大名著」等文藝書籍已經開禁，出版社也開始出一些知識性的讀物。但畢竟是春風乍暖，僧多粥少，剛解凍和新出版的一點圖書遠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文化沙漠」現象仍然存在。記得當時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了一種叫《文化與生活》的知識性刊物，非常受歡迎。
每當刊物到來，書店的門前便排起長長的隊伍，為買一本刊物甚至等上幾個小時，足見當時人們對知識的渴求是何等強烈。其他圖書，如外國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希臘神話》、《斯巴達克斯》等；魯迅等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也陸續擺上了書架，但卻遠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在書店門口排長隊買書，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以至擠破大門、擠碎櫃枱的事也時有發生。從中也可看出，當時圖書的供求矛盾又是何等突出。
正因為好書難買，供不應求，所以當時為買本書到處託關係、「走後門」的也大有人在。筆者當時因在書店樓上辦公，近水樓台，所以經常有人來求我幫着買書。搞文藝的，要買中外名著；讓孩子考大學的，要買《數理化自學叢書》（當時重慶出版社出的唯一的一套數理化輔導叢書，賣得很火）；渴求知識的，要買《文化與生活》、《知識與生活》等雜誌......如果沒有關係，這些書刊就很難買到。求我買書的，有一般朋友，也有知名人士。想想看，當時連名人都為買書所苦，不得不屈尊紆貴地為買本書託關係、「走後門」，可見當時的「書荒」是何等嚴重！
以上所述，不過是當年我親歷親見的一些文化碎片。但透過這些碎片，也可觸摸到當時社會的脈搏，窺見當年「文化沙漠」之全豹﹗我不知道聽了我的介紹後，那位80後學者是否改變了自己觀點。我只聽說，從那以後，他再也不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