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書讀來枯燥沉悶，但徵引資料頗豐。 作者提供黃仲鳴
少時讀我是山人的處女作《三德和尚三探西禪寺》，甚樂。在<自序>中，我是山人大力推崇三及第文體。在當年，料還沒有「三及第」這個名詞，他說：
「然則是書之文言語體粵語三種併用，又豈能以非驢非馬目之哉。」
我是山人操三及第寫通俗技擊小說，事在抗日勝利之後，在那「國民於烽火連天之際，衣食居住是圖，無暇涉獵文學久矣，文化水準低落，此為戰後必然之現象......山人之意，實欲以通俗之筆，發揚國術，一洗東亞病夫之恥耳。
那時，對「東亞病夫」四個字，刺目甚深，也激起憤慨，少年情懷，遂跑去習詠春也，常與師兄弟講手，不亦樂乎！後來觀《精武門》，李小龍以剛猛凌厲的形象，摧毀日本人譏諷國人的「東亞病夫」牌匾，確大快人心。那麼，「東亞病夫」四字贈語何來？連鄧小平於一九八七年也說：
「中國從鴉片戰爭起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成了世界著名的『東亞病夫』。」
近閱台灣學者楊瑞松的《病夫、黃禍與睡獅》（台北：政大出版社，2016年4月增訂初版），痛苦之極，蓋此書標榜「學術著作」，行文枯燥乏味，詰屈聱牙，結構毫不吸引；勝在資料蒐集甚豐，勉強讀之，亦可得益。
楊瑞松在上海市體育局的五百年體育大事記中，發現了這條資料：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9月11日（10月17日）租界英文報紙轉載了英國倫敦《學校歲報》專論，稱『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此後，中國人常被西方人貶為東亞病夫』。」
楊瑞松指出，這裡所說的「東亞病夫」，與體育無關，「是一篇針砭當時清中國的改革失敗的政論，以『病夫』形容中國，是因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病夫」，其實是指中國當時之弱，而非國民之弱。那麼，「病夫」何時轉型指國人呢？
1903年，梁啟超發表《新民說》，指「我以病夫聞於世界，手足癱瘓，以盡失防護之機能，東西諸國，莫不磨刀霍霍」，這指國弱而言，「二千年之腐氣敗習，深入於國民之腦，遂使群國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戢戢夫如馴羊」，這專指國人而言。而鴉片之荼毒國人，「面有死容，病體奄奄」，「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體格」，「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以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廢也！」
「東亞病夫」之名，當有兩層意義，一指「國」，二指「國人」。其實，國無病夫，當無病夫之國，兩者息息相關。
經過抗日戰爭後，我是山人深知「病夫」充盈國境，而憤起著書，以「通俗之筆」，喚起國人習武，一洗「東亞病夫」之名，直追幾十年前梁啟超的《尚武說》，豈是小說家言那末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