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 楨 博士 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誠如本欄一再強調，任何一國一地之政府，不管文化背景如何、經濟條件如何，其最大之功能，往往在於為社會上下把脈--認清問題肇因，方可找對切入點，進而徹底解決之。當內地省市領導都明了「純GDP主義」之片面，港府便尤需注意發展成果的分配、可持續，以及不容易量度的溢出效應，比起經濟規劃的膨脹重要得多。
來到本系列最後一篇，綜前所述，以「歷史唯物論」為脈絡，當世經濟產業可分為源自封建社會的「前工業型」；維多利亞時代以降，以舊式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為框架的「工業型」；以及冷戰結束以來、資訊時代的「後工業型」。「工業型」的根本是生產工具，由於工廠、材料、能源、運送工具的資本化，因此，「工業型」經濟，無一不以銀行、保險、會計等金融業的興起為特徵，如以英、法、德、日為例。
「前工業型」亦即封建時代發展模式的轉化--房地產業仍舊保留透過控制土地來控制勞動產出的本質。小家庭月入、小企業收入縱有增長，卻永遠抵不過租金升幅，此乃「前工業型」產業模式之必然。土地掌控者在宏觀、微觀經濟體系中的角色都不是生產者，而是「代收稅者」。房地產業的排他性最高、競爭性卻最低，已被當代經濟學界目為定律。
而「新經濟」縱然千頭萬緒，透過腦力勞動創造新需求、新模式、新產業的特性卻明顯而歸一。愚以為，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向為香港金融界最具視野、抱負之一員；梁氏指出拒絕阿里來港不當，筆者的理解是，阿里來港問題的本質，並非「同股不同權」，而是本為不同股，何來同權之理？該事件可視為香港社會與公權力，面對世道改變再一次失焦爭論；我們並非與某巨企，而是與這個時代失諸交臂。
智力培養將成為生產力之本
在「後工業」時代，創業者的開拓精神、對世界新動向的把握，比掌握資本更能推動發展；否則，又豈有蘋果、臉書、阿里、騰迅稱雄中、美股壇之理？對於企業創始人股權的保護，既是對腦力勞動、知識產權的尊重，也確保了越來越「初創微企」的萌芽與大爆發。
粗通《資本論》者自會明白，資本對勞動者，包括腦力勞動者的盤剝，終將危害整個社會的創新和利益。嶺大許寶強教授，多年來在港指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內在緊張；筆者且進而斗膽說，「市場經濟」出現在「封建時代」、發展在「資本時代」，最終，將帶來「社會主義」、並與之相合。包括香港人在內的中國人具歷史責任，以經濟實踐來論證、調整、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在資訊時代，廣義的智力培養，成為生產力之本；在新時代，在職教育的重要性不下於任何形式的高等或基礎教育-職場、業界提供的綜合訓練，和院校培訓同等關鍵。香港是中國最富裕、商業網絡最發達的城市；中國人無論家庭貧富、世局亂治都重視教誨子弟，這裡人均教育資源幾近「印太」區內最高。問題是，無論持任何學歷、從初中到博士後，未踏入社會、未嘗執掌企業者，在結構上講，就不可能創業。白石老人天聰再高，連墨都未研過，難道能成大家？
香港的確有資訊發達、行海洋法、擅兩文三語的優勢；然而，單靠文化和制度基建，而獨欠企業平台，本有潛質成為新馬雲、新朱克伯格的香港青年，也注定要埋沒在產業結構失衡之中。在中、美「稅改」大潮下，透過免稅、甚或負稅，特別是減免地稅，吸引國內外創科巨頭來港設區域總部，可補本地巨企仍停留在「前工業」時代之不足；讓優秀的香港畢業生，就職生涯最黃金的首十餘年，能在產業「少林寺」中受訓，才可能在三十出頭時，為自身、為產業、為社會，打出一片天。 ﹙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