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透徹，值得一看。作者提供黃仲鳴
方今報業式微是不爭的事實。近讀日人土屋禮子所著《大眾報紙的起源--明治時期的小報研究》（楊珍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在〈譯者序〉中知道日本的報業並沒想像中差：
「在人們感嘆報紙沒落的當今，日本全國性大報的發行量仍然達到近2,403萬份，其中《讀賣新聞》為926萬份，《朝日新聞》710多萬份（2014年下半年，6月至12月，資料來自日本ABC協會）。」
這是三年多四年前的資料，未知現今如何。但我相信，要跌也不會跌得一落千丈。日本是個閱讀興盛的國家，「早飯前讀早報，晚飯後讀晚報，仍然是很多日本人的生活常態，甚至有很多人為了獲取不同報紙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觀點而同時訂閱數種報紙」。這現象在一九五零年後，與香港社會沒什麼大分別。
香港報業發達，早已為學界公認。日報，天光出版；晚報在中午、下午二點、三點、四點分別有報出版；一九六零年代更盛行夜報，即中午或午前已出版，讀者人數龐大。無他，當年資訊缺乏，市民所需的消息，市民所需的精神食糧，多由報紙獲得。早起購報，中午休息購午報，下午放工買晚報，這就是當年香港人的生活常態。
土屋禮子將小報說為「大眾報紙」，其理是：
「大眾報紙這一稱呼有不涉政論、以報道與娛樂為中心的報道型報紙及娛樂報紙的含義，進而發展成充斥着低級的煽動性內容的通俗報紙的含義，並具備了為獲取利益而產生的資本主義商品的商業報紙的含義。最終，大眾報紙被定位為擁有數百萬的發行量及大量讀者的大規模報紙。」
是否擁有數百萬份的銷量，那還要看什麼報紙。以香港為例，一般的小報，除非改變編輯方針、內容、經營策略，否則很難成為大報、質報，證之《明報》當初為小報，後來迭經改造，和時勢的變化，那才成為一份所謂質報。土屋禮子有所謂「大報」和「小報」的比較，最突出的是小報沒有社論、政論，大報沒有小說。可笑的是，大報沒有報童沿街叫賣，小報卻有，報童隨街高呼，甚至簡要地叫出新聞內容。
香港的小報亦主「娛樂至上」，報道卻分為政海揭秘，如《探海燈》；情色如《骨子》；小說如《靈簫》；政黨辦的如《赤報》、《胡椒》；銀色新聞如《銀燈》、《明燈》；馬經如《虎眼》、《天皇馬經》等，比日本的小報更為多姿多彩。可惜，鮮有一份是長命的，多是「一雞死一雞鳴」，數也數不出究有多少份；圖書館也視之為「擤鼻涕紙巾」，認為沒有留傳下來的價值，不收藏。
因此，若要研究香港小報史，一個字：難。
土屋禮子這書，值得一看，雖然讀來有點「文化差異」，但當可明白日本報業為何那麼蓬勃；香港也蓬勃，兩者之間有何差異，讀後可以作一比較。